第二天上午九点，基金会会议室。
于龙把云雾山村的资料投在大屏幕上。李娟连夜整理出来的，十几页ppt，每页都压着硬数据。他翻到人口分布那一页，光标在“留守比例87%”上停了一下，但没有多讲。在场的人都见过云河县的数据，知道87%意味着什么——意味着村子里没有年轻人，意味着每一个孩子放学后先干活再写作业，意味着老人病了只能扛。
林薇坐在他左手边，笔记本电脑开着，屏幕上是他今早发过去的截图。右手无名指上的戒指在键盘背光里微微反光。李娟抱着资料夹坐在对面，已经翻到第三页，手里的笔一刻没停。邹明远视频在线，檀木手串搁在摄像头旁边，人没说话，但没退出——按他的习惯，不退就是有意向。王大锤最后一个到位，端着一杯豆浆，坐下来第一句话是：“那地方通不通路？”
“不通。”于龙放大了一张地形图，等高线密得像树根，“县城到村口八十公里，最后十二公里是山路，硬化路为零。雨季山体滑坡，冬天路面结冰，全年能通行的月份不到一半。”
王大锤吸了口豆浆，没说话，但喉咙里咕噜了一声。他跟于龙这么久，见过穷的，没见过这么穷的。
于龙正要翻下一页，手机响了。
陌生号码。他看了一眼，本来想按掉——会议室规矩是他自己定的，开会不接电话。但那串数字是本地区号，而且不是手机号，是座机。养老院的座机。滨海第三养老院。
他接起来。
“是……是小于吗？”
一个沙哑的声音，像旧收音机调不准频，带着喘，每个字之间都隔着小半拍的停顿。
“我是。您是——”
“我姓周。周树生。养老院的。”电话那边顿了一下，传来纸张翻动的沙沙声，像是在找什么东西，“我看了你们的那个……那个项目。云雾山村。你要去那里？”
于龙握着手机的手指收紧了。云雾山村的信息是昨晚才在基金会内部发的，养老院怎么会知道？但转念一想就通了——基金会每启动一个新项目，都会在福利院和养老院的公告栏贴简报。老人们每天看完新闻联播就去公告栏前站着，一字一句地读。周爷爷大概也是这么看到的。
“周爷爷，您怎么知道云雾山村？”
“我就是那里出来的。”周爷爷的声音忽然清楚了些，像拨准了频，“五几年，我去支教。那时候我才二十出头，刚从师范毕业，背着铺盖卷走了三天三夜才到村口。教室是个破庙，黑板是锅底灰刷的，粉笔是用石灰自己搓的。孩子们坐的是石头，课本三个人共用一本。”
会议室里所有人都安静了。王大锤把豆浆放下了。李娟的笔停了。邹明远在视频里把檀木手串拿起来，慢慢转了一颗珠子。
“我在那儿教了八年。”周爷爷说着说着，语速慢下来，像在边走边回忆，“教了两代人。从拼音教到写信，从加减乘除教到写信封。后来学校塌了一次，又重修。再后来我调回城里，但每年都给他们写信。今年写了没回。我打电话问乡政府，说云雾山村的学校去年塌了，现在孩子们上学要翻三座山。三座山呐。”
他重复了一遍，像是怕于龙听不清，又像是在跟自己确认——“三座山”——声音忽然哽住了。电话那头传来纸张被匆忙翻动的声音，然后是一个老人极力想稳住却稳不住的呼吸。那呼吸不平稳，像风箱漏了气，但还在拼命往里灌。
于龙听着。没有插嘴，没有说“您别激动”。他知道这种时候老人需要的不是安慰，是有人认真听完。
“周爷爷，您放心。我这就去。”
电话那头沉默了片刻。然后于龙听到纸张轻轻合上的声音——周爷爷大概一直在翻他那本保存了几十年的支教日记，翻到他最想说的那一页，合上了。
“我这些年攒了点钱。不多，五万块。都给你们。给孩子们盖间教室。”周爷爷的声音又硬朗起来，像是把某个决定咽下去之后反而有力气了，“我等不了太久了。小于，你要是能帮帮那里，我这辈子就值了。”
“周爷爷，钱您留着——”
“留着干什么？我一个老头子，能花几个钱？给孩子们买课本，买粉笔，总比搁在我这儿强。”周爷爷的语气突然倔起来，跟刘奶奶如出一辙。于龙到嘴边的话全堵回去了。他知道这种倔不是一天两天养成的，是在山里教书教了八年磨出来的。
“好。我答应您。云雾山村，我去定了。”
挂了电话，会议室里静了好一会儿。王大锤把豆浆杯捏得咯吱响，杯壁上凝的水珠顺着手指缝滴在桌上，他也没擦。李娟低着头翻资料，翻了两页又翻回来，大概根本没看进去。邹明远在视频那头把檀木手串从左手腕褪到右手腕，又褪回来。
林薇在笔记本上打了一行字，把屏幕转给于龙看：“这是第几个了？”
于龙知道她问的不是电话，是老人。刘奶奶，郑爷爷，周爷爷——每一个都把自己的积蓄往他手里塞。她说：“这些老人把攒了一辈子的东西交给我们，不是因为基金会多专业，是因为他们信你。”于龙没回答。他把手机放到桌上，站起来走到大屏幕前，把地形图放大到全屏。等高线密密麻麻，云雾山村缩在群山褶皱里，像一颗被遗忘的沙砾。
“李娟，联系当地乡政府。我要直接跟村支书通话。”
李娟用了十五分钟打通乡政府的电话，又转了两次线，终于接通了云雾山村的村部。画面很卡，分辨率只能勉强看清人脸。一个六十来岁的老人坐在镜头前，皮肤黝黑，颧骨高耸，穿一件洗得发灰的蓝布中山装，领口扣得严严实实。背景是一面斑驳的土墙，墙上贴着一张褪了色的扶贫表格，边角用图钉按着，图钉生锈了。
“刘村长。”于龙对着镜头点了点头。
“于总。”刘村长的声音干巴巴的，不带情绪，像在念一份通知。“乡里跟我说了。你们是第8批说要来帮我们的。”
会议室里没人说话。
“前面7批。”刘村长掰着手指头数，语气平平的，像在播报天气预报，“第一批是五年前，说帮我们修路，来了两个人，拍了照，没下文。第二批说建学校，打了电话，后来电话打不通了。第三批带了米和油，卸在村口就走了。第四批——”
“刘村长。”于龙打断了他。
刘村长停下来，隔着屏幕看着他。那眼神不是愤怒，不是期待，是审视。一个被放了七次鸽子的村长，在打量第八个说要帮忙的人，掂他的分量。他的手指还保持着掰到第四根的动作，悬在半空中没放下。
“我理解您的怀疑。”于龙的语气平静但沉，不是在说服谁，是在陈述一个事实，“我不会跟您保证什么。保证的话您听过七遍了，不缺我这一遍。我只说一件事——后天，我亲自来。您亲眼看看，我是什么样的人。看完之后，您再决定要不要跟我合作。”
刘村长沉默了一会儿。他身后那面土墙上，扶贫表格的边角被风吹得一掀一掀。他开口，声音还是干巴巴的，但多了一点什么东西——不是希望，是某种被压了很久的、试探性的松动。
“后天有大雨。山路更难走。”
“那就走慢点。”
刘村长盯着镜头看了几秒，然后嘴角动了一下——幅度很小，不像笑，但也不再是审视。
“行。我在村口等你们。”
屏幕黑了。
林薇合上笔记本，靠回椅背。“这村长不好对付。”
“越是这样，越说明他们被伤过太多次。”于龙拿起马克笔，在资料上云雾山村的坐标旁边重重描了一圈，笔尖划过纸面，墨水渗进昨天那个问号里。他描得用力，纸面微微凹下去一道槽。“我们更要证明给他们看。”
他环顾一圈会议室。王大锤已经把空豆浆杯扔进垃圾桶，搓着手说“我这就去盘仓库，看能调多少物资”。李娟已经在安排出差行程，手指在键盘上噼里啪啦地敲。邹明远在视频里把檀木手串重新戴回左手腕，敲了一行字发过来：“物资清单发我。建材我这边先备着，等你实地确认了尺寸就拉过去。”
于龙拿起手机，给周爷爷回了一条短信：“周爷爷，后天出发。到了我给您发照片。”
几秒后，周爷爷回了一张照片。不是文字，不是语音，是一张拍得歪歪扭扭的旧照片——黑白的，边角发黄卷曲，一个年轻人站在土坯教室前面，身后是一群光着脚的孩子。翻拍的角度歪了，左上角还能看见拍照片的人的拇指影子。年轻人瘦得像一根粉笔，咧着嘴笑。照片底下用铅笔写了几个字，字迹发白但还能认出来：“云雾山村小学。第一堂课。1958年秋。”
于龙把这张照片放大，投影在大屏幕上。那个光着脚的年轻人和那群光着脚的孩子占据了整面墙，轮廓模糊但笑得分明。
“这就是我们的目标。”他把马克笔搁下，笔杆落在桌上发出一声轻响。
窗外，秋雨开始下了，打在玻璃上细密地响。远处的云雾山方向，灰色的云层正在压下来。于龙走到窗前站了几秒，看着天边那道若隐若现的山脊线。周爷爷从那里走出来，教了八年书；七批人走进去又退出来，留下一串空头支票。后天，他要走同一条路。路不好走，但他从滨海福利院的台阶一路走到国际论坛的讲台，每一步都是这样的路。他不怕走路。他怕的是赶不上——赶不上周爷爷老去的速度，赶不上孩子们翻三座山的脚步，赶不上那些被放了太多次鸽子之后，还愿意再信一次的眼神。
他转过身，拿起桌上的马克笔，把白板上“云雾山村”四个字重重圈了一笔。圈旁边还有昨天的问号，他没擦。这个问号不是给云雾山村的，是给那片土地之下、地图之外的未知——系统标了“特殊隐藏需求”，刘村长掰到第四根手指没放下来，周爷爷说“等不了太久”。三条线索指着一个方向，但他还看不清那条路通往哪里。不过没关系。后天就进山。路是一步一步走清楚的。
“出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