狄仁杰在月氏塔住了七天。每天早起擦钟，午后坐在塔门口看戈壁，傍晚去塔后给裴明远和周三的坟头拔草。慧净师太让徒弟送饭，他就端着碗蹲在坟前吃，偶尔和坟里的人说几句话，说吴铁匠打了新农具，说唐敬宗学会了锯木头，说桑榆还在寿州绣她的寿衣。第七天傍晚，凉州府衙送来一封从长安转发的公文，封口盖着大理寺的印。他拆开看完，把公文折好放进袖子里，站起来拍了拍衣袍上的沙土。
“元芳，回长安。”
李元芳正蹲在塔门口磨他那把腰刀，闻言抬头。“有案子？”
“不是案子。是吏部发来的考课文书，苏无名替我填的，说我在外奔波日久，该回去述职了。”他把大氅披上，“顺便查一查郑有禄最后去的那座城。他在凉州留的话说，那座城他从来没去过，城里有他从没见过的人。他查了赵赟那份名单这么多年，名单上最后几个人的下落一直没有查到。吴铁匠说他走之前一直在翻凉州都督府的旧档，翻到神功三年有一批退伍兵被调往了河东道。”
“河东道？那是太原府的地界。”
“不是太原。是汾州。”
李元芳把刀插回鞘里，站起来拍了拍膝盖上的土。“汾州有什么？”
“汾州有汾河，汾河边上有座小城叫介休。神功三年，凉州都督府把一批参与过月氏旧营行动的退伍兵调往介休，说是充实河东道的折冲府兵力。但赵赟那份名单上，这批人一个都没有——赵赟记名单的时候他们已经调走了。郑有禄一定是查到了这份调令。”
两个人连夜收拾行装，第二天一早辞别慧净师太，从凉州出发往东南方向走。他们没有直接回长安，而是绕道去了汾州介休。
介休是座小城，城墙低矮，街道狭窄。城北有座废弃的折冲府旧营，营房已经塌了大半，只剩几间土坯房还勉强立着。狄仁杰在旧营遗址上转了一圈，在一间塌了顶的营房里找到了一口锈迹斑斑的铁箱，箱盖上的锁早已朽烂，里面是半箱发黄的旧文书——凉州都督府神功三年的调令底稿、介休折冲府的花名册、以及一份退伍兵安置记录。他翻开退伍兵安置记录，上面列了十二个人的名字，每个名字后面都注了安置地点——介休城外汾河边上的小村子。他按图索骥挨个村子找过去，十二个人里已经死了好几个，剩下的老得走不动路，坐在村口晒太阳。他问他们认不认识郑有禄，所有人都摇头。只有一个瞎了眼的老兵在听到“郑判官”三个字时忽然抬起下巴，用浑浊的瞎眼望着声音传来的方向。
“郑判官？他上个月来过。他问我当年在月氏旧营有没有点火。我说我没有点，我抱着水桶站在最后面，火着起来的时候我想往前冲，排长把我拦住了。他问我排长叫什么名字，我说排长叫段老四，调来介休的第二年冬天掉进汾河冰窟窿里淹死了。郑判官沉默了很久，然后说——你是名单上最后一个。”
狄仁杰心里一紧。“他说了这话之后去了哪里？”
瞎老兵指了指汾河下游的方向。“他说要去汾河边看看。段老四死的那段河面，冰早就化了，水也干了。他去了很久，回来的时候手里攥着一把干草，坐在村口的石头上发了一下午的呆。天黑的时候他站起来说——段老四当年不是推你，是拉你。你记错了。我也记错了。名单上的人，我全找到了。说完就走了。”
“他往哪个方向走的？”
瞎老兵摇了摇头，说他不知道，只记得郑判官走的时候夕阳在他背后沉下去，把他的影子拉得很长很长。他空着一只袖子，走得很慢，像一头卸了磨的老牛。
狄仁杰在介休城外找了郑有禄好几天，沿汾河两岸的村子挨个问过去，没有人再见过他。他最后去了一趟段老四淹死的那段河面，河早已改道了，旧河床上长满了芦苇，风吹过来芦花满天飞，像下了一场大雪。他在芦苇丛里找到了一只用石头压着的粗陶小罐，罐子里装着一把干草和一张纸条。纸条上只有一行字，字迹歪歪扭扭，每一笔都在发抖，可收尾处那道微微上挑的弧度还在——“此草生于汾河旧道。段老四当年拉的是瞎老兵，不是水桶。名单上最后一个人，还了。这棵草是汾河边长的第一茬新草，带回去给唐敬宗，让他知道收庄稼的人该怎么活。”
狄仁杰把纸条折好放进袖子里，把陶罐抱起来，对李元芳说：“他不在了。”
李元芳愣住。“他死了？”
“不是死了。是走了。他把名单上所有人的下落都查清了，把段老四的最后一段往事也翻了出来，做完了他能做的一切。他觉得自己不再欠任何人了，把最后一句话留给唐敬宗，然后走了。走之前他把自己的短镰还给了吴铁匠，把横刀磨平了，把赵赟的名单誊了好几份分给不同的人。他连告别都没有说——他不告而别已经很多次了。”
李元芳沉默了一会儿。“他会不会回凉州？”
狄仁杰摇头。“凉州没有他的家了。他在豳州鼓楼里封过证据，在杭州库房里管过旧袍，在鄯州夹墙里藏过密函，在益州石柱里封过自己的手骨，在长安柳巷井里收过周三的尸，在骊山上清寺里教过唐敬宗收庄稼。这些地方他都不会回去。他这辈子最后一件没做完的事，就是段老四。做完了，他就再也不用回去了。”
李元芳没有再问，只是帮忙把陶罐小心地绑在马鞍上。两个人走出芦苇丛时，汾河上的夕阳正缓缓沉下去，把整片芦苇荡染成一片浑浊的暗红。
回到长安，狄仁杰把那罐干草和郑有禄的纸条一并寄往凉州，收件人写的是唐敬宗，寄件人写的是郑有禄——虽然他知道郑有禄不会再回凉州收这封信了，但这封信应该留在唐敬宗手里，让那个曾经只会杀人的人知道，他叫了这么多年“叔”的人最后去了汾河边拔了一棵草。他把郑有禄查过的所有名单、写过的所有手札、留下的所有信函全部整理归档，在弓弦案卷宗最后一页添了几行字——“郑有禄，豳州别驾，杭州库头，鄯州隐户，益州机关匠，凉州收债人。自神功元年至贞观末年，历数十年，查弓弦案余党数十人，或收其债，或释其嫌，或还其冤。今已离长安，不知所踪。本案自此封存。”
写完他搁下笔，把卷宗用火漆封口，盖上大理寺朱砂大印，锁进档案柜最深处。窗外蝉声如沸，院子里的两棵小树已经绿得发黑。他端起茶盏喝了一口凉透了的茶，忽然想起很多年前第一次在豳州鼓楼里找到郑有禄那封信时的情形。信上写的是——“此罪我担之二十年，今将物证封存于此，待有朝一日真相大白。”如今真相大白了，担罪的人走了，封存的物证归档了，那面鼓也早已不响了。他放下茶盏，从墙上取下大氅，朝门外喊了一声——“元芳，备马。去汾州，再找找那段旧河床。我不找人，我就看看那片芦苇。他说那棵草是汾河边长的第一茬新草，我想去看看还有没有第二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