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伾，杭州钱塘人，生卒年份正史无明确记载，根据东宫侍奉经历推算，大约生于唐代宗大历初年，距离安史之乱平定不过十余年。彼时江南远离中原战火，商贸兴盛，文风温润，可钱塘普通寒门子弟，想要踏入长安朝堂，途径寥寥。
世家大族靠门荫世代为官，富家子弟可捐官入仕，底层读书人唯有两条路：十年寒窗科举及第，或是凭借一技之长，入宫成为翰林院待诏。
王伾走了第二条路，根源在于两件刻在他身上、伴随一生的特质：一手冠绝江南的隶书，以及一张让初次见他之人难免侧目、史书直言“貌寝陋”的容貌。
所谓“貌寝陋”，用通俗的话说便是身材矮小、五官粗丑，皮肤黝黑，毫无文人清俊气质。更特殊的是，他常年操一口软糯难懂的吴地方言，关中出身的朝臣听他说话如同听异域言语，朝堂之上时常成为私下调侃的谈资。可恰恰是这份不起眼甚至惹人取笑的外形，成了他接近储君李诵最大的优势。
少年时期的王伾无心钻研经义策论，科举所需的儒家典籍他浅尝辄止，唯独痴迷书法。唐代隶书盛行宫廷，德宗本人极爱书法，每逢作诗赏赐节度使、文武重臣，都要找人誊写，偏爱工整柔和、气韵舒展的隶书。王伾遍临魏晋、初唐隶书碑帖，笔锋温润饱满，字形规整大气，在钱塘当地小有名气。恰逢翰林院在江南征召善书人才，地方官举荐王伾，他收拾行囊，孤身从钱塘奔赴千里之外的长安大明宫。
初入皇宫的王伾，官职低微，为翰林侍书待诏。“待诏”并非正式官职，没有固定品阶，说白了就是宫廷御用写字匠人，日常工作便是侍奉帝王、宗室练习书法，抄写宫中诏令、碑铭、赏赐文书，俸禄微薄，地位低下，在满朝文武眼中只是供人消遣的弄臣。同期翰林院待诏分不同门类，有棋待诏、画待诏、医待诏，王叔文便是棋待诏，二人同在翰林院当差，就此相识。
王叔文与王伾是完全相反的两类人。王叔文籍贯越州山阴，同样出身江南，却饱读史书，时常钻研历代治乱得失，胸怀改造天下的抱负，平日里不苟言笑，谈吐皆是民生疾苦、朝堂弊病，自带一股读书人清高傲气。王伾则截然不同，他深知自己出身低微、样貌丑陋，想要在等级森严的皇宫立足，不能端着文人架子，索性放下身段，八面玲珑，幽默诙谐，擅长察言观色，懂得看人下菜碟。
宫中人人都嫌弃他的吴语与粗陋样貌，唯独当时还是太子的李诵，格外愿意亲近他。彼时李诵已被立为储君十余年，常年身处压抑环境。唐德宗猜忌心极重，对太子处处设防，朝堂之上派系林立，宦官势力日渐壮大，藩镇割据愈演愈烈，李诵心中满是忧虑，身边能交心之人寥寥。王叔文时常和他谈论朝政利弊，可言语严肃，句句都是治国大道理，让太子心生敬重，却难以放松；王伾则不一样，陪太子练字之余，时常讲江南市井趣事，用吴地方言说些诙谐笑话，甚至不惜拿自己丑陋的样貌自嘲，消解东宫日复一日的沉闷压抑。
史书用“亵狎”二字形容顺宗与王伾的关系。“亵狎”意为亲近无隔阂，不拘君臣礼法。东宫之内，王叔文只能在外殿翰林院等候召见，王伾却能自由出入太子内寝，不分昼夜陪伴左右。太子练字，唯有王伾贴身指点；太子心绪烦闷，也只愿和王伾闲谈散心。凭借这份独一无二的亲近，王伾慢慢成为东宫传递消息的隐秘通道。
贞元年间，李诵暗中积蓄力量，想要日后登基革除弊政，王叔文负责规划改革蓝图，联络有志革新的朝臣，可他没有自由出入内宫的权限，很多心里话、民间见闻无法直接递交给太子。两人商议之后，定下分工：王叔文在外统筹谋划，所有信息、建言全部交给王伾，由王伾借练字、侍奉的名义送入东宫，转述给太子。自此，王伾成了二王组合里不可或缺的传声枢纽，这条隐秘的信息链路，整整维持了十余年。
常年往来东宫，太子不断为他升迁，从普通侍书待诏，一路提拔至殿中丞、正议大夫，官阶稳步提升。但彼时的王伾，从未显露王叔文那般匡扶天下的志向，他心中所求十分直白：权力带来的富贵。出入宫闱，各地藩镇、朝中官员知晓他是太子心腹，纷纷暗中馈赠珍宝钱财，希望他能在太子面前美言几句。王伾来者不拒，悉数收下，家中财物越积越多，也为日后朝野诟病他贪财埋下了伏笔。
身边友人曾私下劝诫，身为东宫近臣，收敛财物容易落下把柄，将来恐惹大祸。王伾却不以为意，在他眼中，寒窗苦读、入宫侍奉，所求无非荣华富贵，太子信任自己，些许馈赠无伤大雅。他甚至专门在家打造了一具巨型无门木柜，柜体厚重坚固，只在侧面凿开一个狭窄孔洞，金银珠宝、玉器绸缎全部从洞口塞入，东西放进去便很难取出，平日里他的妻子直接睡在木柜顶部看守财物。这个充满讽刺意味的藏金柜，后来被史官完整记录，成为后世评判王伾品行最直观的证据。
岁月流转，东宫蛰伏二十六载，太子李诵从青年熬至中年，朝堂积弊层层叠加。宫市宦官上街掠夺百姓财物、神策军宦官手握京畿兵权、各地藩镇拒不缴纳赋税、宫中宫女、乐伎数以千计耗费国库钱粮，种种乱象，李诵全都看在眼里。王伾陪伴他走过漫长储君岁月，亲眼见证底层百姓被苛政压榨的惨状，虽心中贪慕钱财，却也认同王叔文革新除弊的主张。
他清楚，只有太子顺利登基，推行新政，自己才能拥有真正通天彻地的权柄，于是心甘情愿承担内外传递的苦差，不计昼夜穿梭皇宫内外，为革新集团搭建桥梁。
贞元二十一年正月，唐德宗驾崩，压抑二十六年的太子李诵登基，是为唐顺宗。所有人都以为新帝上位，朝堂格局会平稳过渡，可一场突如其来的重病打乱所有节奏：顺宗登基前夕突发中风，半身瘫痪，舌根僵硬，彻底丧失说话能力，无法上朝接见百官，只能身居后宫，依靠帘幕与亲信传递政令。
先天的生理缺陷，直接抬高了王伾无可替代的地位。百官想要上奏，宰相想要议事，都无法直接面见帝王，整条政令流通链路，完全依靠四个人串联：朝臣王叔文定策、宰相韦执谊草拟诏书、王伾入宫传递消息、宦官李忠言、宠妃牛昭容陪伴顺宗左右转达心意。
史料清晰记载整套运转流程：天下事务先交由王叔文决断可否，再交付宰相韦执谊写成正式诏令，之后全部送到王伾手中；王伾不受翰林院范围限制，可以直达后宫柿林院，面见李忠言与牛昭容，绕过层层宫门禁令，将内外所有事务完整告知不能言语的顺宗；顺宗以手势、文字示意自己的意见，再经由原路径传回朝堂，颁布天下。
王叔文止步于翰林院宫门，唯独王伾能够自由出入帝王寝宫，这份独一份的特权，让他瞬间成为长安城炙手可热的人物。顺宗登基第一道提拔诏令，便升王伾为左散骑常侍，依旧保留翰林待诏身份，明面上掌管宫中书法文书，暗地里总揽内外消息传递大权。
权柄在手，朝堂局势瞬息万变。
王叔文、王伾正式组建革新集团，后世所称“二王八司马”全部聚拢而来：柳宗元、刘禹锡饱读诗书，负责舆论宣传、体察民间民情；韩泰、韩晔熟悉军政，谋划夺取宦官兵权；程异精通财政，梳理国库收支，打击藩镇偷税漏税；凌准、陈谏通晓典章制度，负责整顿朝堂冗官；韦执谊拜为宰相，在中书省落地推行新政。整个团队分工明确，目标清晰：削弱宦官兵权、压制割据藩镇、减免百姓赋税、裁汰冗余官员、废除祸乱民间的宫市。
短短数月，新政接连落地，每一条政令都深得民心，而每一道政令的传递，都离不开王伾这条核心通道。
第一，废除宫市。德宗时期，宦官以“宫市”为名，上街采购物资不付分文，强抢百姓货物，长安商户苦不堪言。王叔文草拟罢除宫市的奏疏，交由王伾送入后宫，顺宗当即点头应允，一纸诏令传遍长安，全城百姓欢呼雀跃。
第二，裁撤五坊小儿。五坊宦官饲养鹰犬，四处骚扰乡间，勒索农户钱财，新政下令尽数裁撤，释放乡间百姓。
第三，释放宫女、教坊女乐近千人，发放路费送归家乡，减少宫廷财政消耗，成全无数女子与家人团聚。
第四，减免各地百姓积欠多年的赋税，停止地方进贡珍稀奇玩，减轻民间负担。
第五，召回此前因直言进谏被贬的贤臣，恢复官职，广开言路。
惠民新政推行之初，长安城内万民称颂，革新集团府邸门前车马络绎不绝，其中又以王伾家门口最为热闹。各地藩镇节度使、地方刺史、中央文武官员，想要结交二王、谋求升迁，必先登门拜访王伾。大家心里清楚，能否见到顺宗、能否让帝王看到自己的奏折，决定权握在这位貌丑善书的钱塘人手中。
络绎不绝的访客带来源源不断的贿赂，金银、美玉、绸缎、珍稀字画堆满王伾宅院，那只巨型藏金木柜日夜填装不停。朝中正直官员对此颇有微词，认为革新队伍之中，王叔文心怀天下，刘柳二人坚守文人底线，唯独王伾贪财无度，玷污新政名声。王叔文也曾私下劝说王伾稍加收敛，如今朝堂宦官、守旧官僚虎视眈眈，大肆收受贿赂只会留下致命把柄。
可王伾难以克制心中贪欲，他给出的理由直白又现实：自己出身寒门，半生在宫中做不起眼的写字匠人，如今手握权柄，若是不积攒家业，一旦大势落幕，日后一无所有。他自认分寸得当，只收取官员主动馈赠，不曾主动索贿，不算祸国殃民的大罪。这份短视，为革新集团埋下巨大隐患，守旧派、宦官集团很快抓住“王伾纳贿”这一突破口，四处散播流言，诋毁整个新政团队。
除去敛财的污点，客观来看，王伾在新政运转之中，从未因私人利益阻碍惠民政令推行。地方藩镇曾重金贿赂王伾，希望他在顺宗面前进言，保留藩镇免税特权，王伾收下礼物，却如实将藩镇割据、拖欠赋税的实情完整告知顺宗，依旧配合王叔文推行核查藩镇财政的政策；部分宦官重金登门，想要恢复宫市特权，王伾收下珍宝，转头便把宦官贪腐扰民的行径全部禀报帝王，丝毫没有徇私包庇。他分得清公私，求财是私心，推行新政、顺从顺宗意愿是公事，二者互不混淆，也正因如此，顺宗明知他贪财，依旧对他信任不减。
此时的二王集团，看似风光无限，实则危机早已潜藏。革新最核心、最致命的一步，是夺取宦官掌控的神策军京西兵权。安史之乱后，神策军长期由宦官统领，手握长安城外围重兵，是宦官集团干预朝政、甚至废立帝王的资本。王叔文深知，不收回兵权，宦官随时可以发动宫廷政变，新政根基永无安稳之日。
王叔文暗中谋划，任命忠于朝廷的老将范希朝担任京西神策军节度使，韩泰担任行军司马，接管各镇兵马。整套计划周密细致，却唯独忽略宦官集团的警觉性。各地神策军将领收到范希朝接管军队的文书，第一时间禀报宫中大宦官俱文珍。俱文珍是德宗旧部，手握宫中禁军核心权力，素来仇视革新派，瞬间看穿二王夺权的图谋，当即暗中传令各镇将领：不得将兵马移交范希朝。
等范希朝、韩泰抵达奉天军营，麾下将领无一人前来听命，夺取兵权的计划彻底落空。消息传回朝堂，王叔文手足无措，接连长叹“奈何奈何”，革新集团与宦官集团彻底撕破脸皮，矛盾激化到无法调和的地步。
俱文珍迅速联合宫中一众宦官、朝堂守旧宰相、抵触新政的地方藩镇，结成强大反革新同盟，他们手中握着两张王牌：一是顺宗中风失语、身体日渐衰败，无法长期主持朝政；二是朝野上下不少官员不满二王把持朝政，认为革新集团结党营私，王伾贪财的流言更是传遍大街小巷，成为攻击二人最有力的武器。
反革新集团第一步行动，便是逼迫重病的顺宗册立太子。广陵王李纯，是顺宗长子，性格刚毅，长期看不惯王叔文、王伾独揽大权，与宦官集团往来密切。百官、宦官轮番上奏，以帝王病重、国本为重为由，请立太子。顺宗心中不愿，可失语无力反驳，王伾往返后宫数次，转达帝王不愿立储的想法，却架不住满朝文武持续施压，最终只能下诏，立李纯为皇太子。
诏书颁布之日，朝野百官全都欢欣鼓舞，唯独王叔文面露忧色，私下吟诵杜甫“出师未捷身先死，长使英雄泪满襟”，低声落泪，身边官员见状暗自嘲笑。王伾心中同样惶恐，他清楚太子与革新集团势同水火，一旦太子掌握监国大权，自己与王叔文绝无好下场，可他没有王叔文那般忧国忧民的悲怆，满心担忧的只有积攒多年的财富与来之不易的权位。
太子李纯确立储君之位后，宦官集团步步紧逼，不断削减革新集团的权力。首当其冲的是王叔文，俱文珍联合朝臣，削去王叔文翰林学士的核心职务，仅保留盐铁转运副使虚职。失去翰林学士身份，王叔文再也无法随时入宫面圣，原本完整的政令传递链条直接断裂，二王集团陷入被动。
王叔文不甘心坐以待毙，特意置办酒席，宴请宫中宦官李忠言、俱文珍，以及翰林院一众学士，想要缓和双方矛盾。宴席之上，王叔文直言自己一心为国推行新政，如今即将因母亲病重辞官守孝，恳请各位宦官、朝臣多多保全革新大局。可俱文珍当场出言驳斥，句句针锋相对，丝毫不给情面，宴席不欢而散，双方再无缓和余地。
不久，王叔文母亲病逝，按照唐代礼法，官员必须辞官回乡守孝三年，称为丁忧。这一下，革新集团失去核心谋划之人，群龙无首，瞬间分崩离析。宰相韦执谊原本依靠王叔文推行政令，如今见王叔文离职，畏惧宦官与太子势力，开始处处与王叔文划清界限，不再配合新政规划，革新集团内部出现严重裂痕。
偌大朝堂，仅剩王伾一人留在宫中，独自维系与顺宗的联络通道，成了革新派最后的救命稻草。王伾清楚，只要王叔文能提前结束丁忧、重回朝堂主持大局，新政尚有挽回余地。他放下身段，四处奔走求援，每日往返翰林院、中书省、后宫三处，一边恳求宫中亲近顺宗的宦官李忠言帮忙进言，一边拜访当朝元老杜佑，请杜佑出面保举王叔文复官，出任宰相兼统领北军神策军。
可所有请求全部石沉大海，宦官集团、太子一派坚决不允。不死心的王伾坐在翰林院之内，一日之内连上三道奏疏，恳请顺宗特事特办，起复王叔文，三道奏折递入后宫，全部没有任何回复。后宫之中，顺宗病情持续恶化，精力耗尽，难以再与宦官、太子抗衡，牛昭容、李忠言也不敢过多替二王说话。
三封奏疏杳无音信的那一刻，王伾彻底明白，大势已去，所有谋划尽数落空。史书描写他当时的状态：忧悸交加，站立不稳，走几步便疲惫瘫坐，整个人心神溃散。白日强撑精神在翰林院等候消息，黄昏时分，他突然失声大喊一句“吾疾作！”，当场中风倒地，四肢僵硬，口不能言，下人慌忙用担架将他抬回府邸。
曾经自由穿梭宫闱、风光无限的帝王近臣，一夜之间瘫痪卧床，如同彼时失语瘫痪的顺宗，二人命运形成残酷的对照。王伾中风倒下，意味着革新集团最后一条连通帝王的通道彻底断绝，反革新同盟再无任何顾忌，加快逼迫顺宗放权的步伐。
贞元二十一年七月，太子李纯正式监国，全权处理军国政务，顺宗彻底失去对朝堂的掌控。监国之后，太子第一时间清算二王党羽，朝中所有依附王叔文、王伾推行新政的官员，全部划入清算名单。八月，顺宗被迫禅位于太子李纯，也就是唐宪宗，顺宗退居太上皇，这场持续一百八十余天的永贞革新，正式宣告彻底失败。
宪宗登基当日，第一道贬谪诏令随即下达：贬王叔文为渝州司户，贬王伾为开州司马，二人全部属于员外置，即刻由驿站车马押送，即刻离京，不得在长安停留片刻。司马一职，在唐代属于州府闲散副职，无实权，专为流放贬官设立，开州地处巴蜀偏远蛮荒之地，路途遥远，瘴气遍布，是朝堂处置罪臣的苦寒去处。
彼时王伾中风卧床，行动不能自理，家中妻儿慌乱收拾行装，那只装满金银珠宝的巨型木柜根本无法带走，多年积攒的财富尽数留在长安宅院，最终全部被官府查抄充公。耗费半生贪求的富贵，转瞬化为泡影，巨大落差让王伾心神崩溃，赶路途中病情持续加重，一路呕血不止。
王叔文抵达渝州之后，次年被宪宗下旨赐死，一身改革抱负落得身首异处的结局；而卧病瘫痪的王伾，宪宗以其身患重病、不足诛杀为由，免去死罪，却没有丝毫宽宥，令开州地方官员严加看管，不允许私自回京。
千里跋涉抵达开州贬所，简陋破败的官舍便是王伾最后的居所，身边仅有年幼幼子相伴，没有太医诊治，缺医少药，南方瘴气不断侵蚀病体。他再也无法提笔书写擅长的隶书，再也听不到长安宫墙之内的消息，每日躺在床榻之上，回想东宫二十六年陪伴顺宗的岁月，回想新政鼎盛时门庭若市的盛况，回想家中装满珍宝的木柜，满心悔恨与绝望。
史书寥寥数笔记载他最终结局：贬开州司马，死其所。抵达开州不过数月，王伾便在贫病交加中死在蛮荒贬所，无人照料，草草薄棺下葬，曾经权倾后宫的帝王近臣，最终落得客死他乡、身无余财的下场。
王伾身死之后，清算依旧没有停止。当年追随二王革新的八位朝臣，柳宗元、刘禹锡、韩泰、韩晔、韦执谊、陈谏、凌准、程异，先后接连贬往各地担任司马，史称“二王八司马事件”。柳宗元远赴永州，刘禹锡流放朗州，一众才子自此远离长安朝堂，半生漂泊贬地，直到多年之后才得以零星召回，永贞革新彻底成为大唐历史上一段短暂而遗憾的过往。
王伾客死开州蛮荒贬所之后，关于他的记载就此戛然而止，妻儿下落无史料留存，擅长的隶书真迹，也因他罪臣身份，在后世大量散佚，留存世间的作品寥寥无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