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路的粮秣表还压在案角，江南三县的急递已把朱漆匣塞满。
孙传庭拆开第一封，里面没有人名，只有两个数字。
册田八千七百余亩，纳粮田六千一百余亩。
第二县差得更多。第三县却反过来，纳粮数竟比册田还大，像一块地在纸上生出了两重影子。
户部主事抹了把额头：“若照差额补征，北路粮仓便有着落。”
“照哪个差额？”孙传庭把北路红线推到他面前，“那边少七日粮，是重复记了一次燃油。这里多两千亩，也可能是重复记了一次田。”
主事不敢再催。
四日后，常熟县门外竖起一排木板。旧鱼鳞册、民间契纸、丈量所得、近三年纳税，各占一栏。每块有差异的田只写字号、四至和数目，姓名处蒙着薄纸，罪名处干脆空白。
天还没亮，榜前已经挤满人。
一个卖菜的妇人踮脚看了半晌，只认得自家村名。旁边书手念到“西汊低田四十三亩”，她立刻抓住书手袖口。
“那里前年决口，哪还有四十三亩？”
“榜上说待核。”书手扯回袖子，“你去领一张陈述纸。”
“我不会写。”
“那就说，我记。记完念给你听。”
人群后方忽然有人叫骂：“新朝说不加赋，如今把祖坟边的芦荡也算成田了！”
十几名佃户随声挤来，抬手就撕最外一张榜。护榜差役横起竹竿，把人挡在两步外，却没有拔刀。
带头的青衣管事冷笑：“怎么不抓？怕抓出满县都是冤民？”
差役头目认得他，是周氏旧族二房的账房。
“你撕的是县纸，还是替佃户来陈述？”
“我替乡里问一句，清丈是不是要夺田。”
“问可以。祠门还在你们手里，我们也没进去。”
管事没料到对方真不追。他原先让人备了祠门木栓，只等官差冲进去，便可把“毁祠抓族”喊遍十里。此刻差役只守木板，反让那群佃户站在日头下，不知下一步该做什么。
县丞赶来，低声请示是否拘人。
清丈官摇头：“先去三块田。”
第一块在河湾。旧册写水田六十亩，丈绳拉到一半便落进浑水。卖菜妇人脱了鞋，踩进淤泥，指给众人看原堤的位置。县仓的赈灾簿也记着前年决口，实际可耕只剩二十余亩。
县丞脸色发白：“旧册没改。”
“灾废。”清丈官在木牌上刻下一道斜痕。
第二块长满新稻，契上还是顾姓，纳粮人却已换作曹姓。曹家拿出买契，顾家的收银画押也在，唯独官府过割页一直没有批下来。
“我交了钱，也交了粮。”曹老汉把三张收条捏得发软，“如今说我藏田？”
清丈官看过日期，把第二道痕刻成圆圈：“买卖已成，官册未过。是谁压着过割，另查。”
第三块最安静。
册上写周氏义庄，租簿却由一个城中盐商收租，税粮挂在三十七户佃农名下。佃户说每年把租与税一并交给周家管事，管事开一张总收条；县里却从未见过那笔田税。
青衣管事终于走近。
“义庄养孤寡，历年有免。”
“免文呢？”
“兵乱中失了。”
“盐商为何收租？”
“代管。”
“三十七户为何各欠一截税？”
管事看向佃户。方才撕榜最凶的人把眼睛垂下去。他们欠税的名字在县门上，收走稻谷的人却没写在榜上。
清丈官没有当场封田，只在木牌上刻下第三种记号：诡寄待查。
三块田回到县门时，撕榜的人已散了大半。新榜重新贴起，旁边多了灾废、未过割、诡寄三种小牌。原先一个刺眼的“差”字，被拆成三条去向。
孙传庭的告示在午后送到。
限期二十日。持契自报、补交遗漏文书、说明灾毁与转卖者，先收件，给带号回纸。自报不抵税，也不赦伪造；可在事实核清以前，捕役不得只凭族姓上门锁人。
县丞读完，悄声问：“若二十日里都来报，衙门哪有这么多书手？”
“从粮仓、驿站调会算的人。”清丈官说。
“那几处也缺。”
“所以每日只发定额号牌。先收最容易毁失的原契，再收口述。”
第一天下午，一个族老带着二十余张白纸来领号，想把整族的陈述一次包走。书手只给每户一张，契主、实耕人和纳粮人可以分别来讲。族老沉下脸，说宗田向来由祠里做主。卖菜妇人从队尾挤出来：“祠里做主，也不能替我说前年水淹到哪块石头。”
族老转身盯她。她把鞋上的河泥往木阶一蹭，没有退。
当天夜里，县衙后墙扔进来一包碎契。纸边刚撕，墨却有新有旧，像有人急着把几家买卖搅在一起。清丈官没有让书手凭碎纸改册，只叫人在发现处画图、封包，又把前一日收件的纸边逐张比对。若碎契真来自某户，接缝和字迹总要有一处能合；若只是吓人，也不能让一包来历不明的纸拖走全部人手。
第二日清晨，一名差役的弟弟被发现替人插队。号牌还没交到手，差役先把弟弟从廊下拽出来，脸黑得像锅底。县丞想轻轻罚两杖了事，清丈官却让那名差役退出护榜，改去搬丈绳。关系近的人会钻新制的空子，这也记进每日公示，不让“有号可查”变成衙门自己卖号。
第一天只来了七户。
第二天，县门口多了三十余人。有人真来交契，有人只想探官府会不会翻旧账。周氏管事直到黄昏才出现，带来两本租簿。
队里还有个姓沈的田主，自报多出九亩。他说父亲在兵荒年间买下，契纸只写了银数，没写四至。邻田佃户却指认那九亩原是公用塘岸，旱时供牛饮水。沈家已经种了三年桑，若立刻拔树，三户蚕农都要断收；若就此认作私田，村里又少一处水口。
清丈官把案子移到争产卷，给塘岸插了黄桩。桑树照看，地不准再卖，双方各找两名不从中得利的邻证。沈田主不满意：“我自报还受限，那些不报的岂不占便宜？”
“你先得到的是证据不被人撕掉。”书手把回纸推给他，“地归谁，得等水口、旧契和实种一起说。”
这句话很快传开。自报窗口不像一扇赦门，也没变成捕人的口袋。来的人多了，抱着侥幸来试的也多了。有人把借耕说成买田，有人把欠租说成灾损，互相揭短的陈述堆满两只竹筐。
一本说义庄把四十余亩赁给盐商，租银供养族中孤寡；另一本却写盐商只代收十六亩，余田由佃户各自承种。两本都有周氏印，日期相隔不足一个月。
管事把旧的一本往回抽。
书手按住封皮：“既已交到桌上，便要给你收件号。”
“拿错了。”
“哪本错？”
“旧簿沿抄，未及改。”
清丈官翻到末页，发现县里上一年的税簿也照抄了其中数目，连一处把‘六’写得像‘八’的墨疤都相同。
他抬头看县丞：“你们核过没有？”
县丞强撑着说：“历来如此。”
“历来如此，是谁量的？”
没人答。
管事原想用两本互相矛盾的簿，把责任推成一团糊账。谁知那处墨疤顺着三年县簿一路爬下去，先咬住了县衙自己的手。
县丞当晚去找周氏族老。
“你们若能拿出免文，我还能说是书吏漏记。”
族老在灯下慢慢转茶盏：“大人每年照旧簿收粮，周家也没少送节礼。如今问我免文，莫非往年盖印的手不是你的？”
县丞这才明白，周氏交出两本簿并非慌乱。管事把县衙沿抄也拖进水里，逼官府在追田与保官之间择一。他想讨回一本，族老却摇头。
“已入号的东西，取不回。大人最好盼他们只查田，不查银。”
第二天，县丞主动送来旧柜钥匙，声称愿协助清查。他没有承认受礼，只说书吏积弊。清丈官接钥匙时让两名见证在场，柜中每一册先点页再搬。县丞想用交钥匙换轻放，孙传庭的回令却只有一句：协助可记，旧事照查。
消息传到京里，户部有人主张暂压此节，免得清田变成清官。
孙传庭将三块木牌摆在朝堂上。
“灾废田，追了也无粮。未过割田，该查压件者。诡寄田，才查租、税和受益人。”
“那周氏呢？”
“两簿都收了。若有蓄意伪造，按证据追；若县吏明知照抄，也一起追。”
“二十日不报者？”
“列入强制复核。拒报是一项事实，族姓不是。”
案卷由此分成四摞。补税一卷，错册一卷，争产一卷，伪造与拒报另卷。想借清丈夺邻田的人，先去争产席；愿意补正的，拿回带号回纸；试图烧契的，才由捕役看守。
北路等的银粮没有立刻出现。
第一旬收上来的补税只够两处驿站用数日，书手、丈绳和护榜差役反先吃掉一笔钱。户部主事看着空了一角的银箱，脸上并无喜色。
北路催粮的电报恰在此时又到。图鲁汉粮仓屋顶结冰，若不添木料，存粮会继续受潮。户部主事把电报压在补税小册上，第一次没有说“再等几日便有钱”。他划掉原定从清丈所得预支的数目，改从一笔尚未开工的官署修缮银里拆借。
这意味着京里两处衙房入冬前修不好，官员要挤进旧院办公。有人在朝会上抱怨土地复核只见花钱，孙传庭把北路漏雪棚的图递给他：“你若要等江南田税全清再补屋顶，先在这张死亡簿上留名。”
抱怨者不再出声，却也没因此赞同清丈。他要求每十日公布耗费，防止书手借复核养出新肥差。孙传庭答应了，还把临时调来的粮仓算手工钱一并列出。改革的对手提出的防弊若有道理，不能因为来自反对席便弃掉。
孙传庭也没说这是胜仗。
可第二旬开始，曹老汉的过割页从县衙旧柜里找出；河湾灾田从应征册中剔除；周氏两本租簿上的经手人被逐一叫来。那排木板第一次能让后来者照着前一日的凭据复核，而非听官差换一种说法。
礼部派来的两名官员想学这套办法。
他们在四栏表前站了半个时辰。一人把灾废田仍算作欠税，一人没看懂水田亩数为何不能照旱田折耗。卖菜妇人听书手念完，忍不住问：“大人没种过田？”
礼部官员面皮涨红：“本官通经义。”
徐光启从后面拿起那张算错的纸。
纸上墨迹工整，数字却差了三成。
“会背仁政，却算不出一仓粮会少多少。”他说，“下一场，换一道题。”
他把水车图、仓粮收支和疫户住处分隔图压在礼部卷宗上。
旧进士们望着那三张纸，县门外的争吵还没散，新的争吵已经进了考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