会客室的门推开，刘建明已经坐在里面了。
他坐在靠窗的沙发上，面前的茶几上放着一杯咖啡，杯壁上凝着一层细密的水珠，看样子已经放了一会儿了。他的坐姿很规矩，脊背挺直但不僵硬，膝盖并拢微微侧向一边，双手放在膝盖上，左手的手指在右手手背上轻轻敲着，频率很慢，像是在数自己的心跳。他穿着一件深色的西装，剪裁合身，领带系得很整齐，衬衫的领口扣得严严实实，整个人看起来像是从时尚杂志的页面上走下来的。他的脸是那种让人看了之后觉得舒服的长相，五官端正但不张扬，眉眼间有一种温和的、不带攻击性的气质。他的头发梳得很整齐，鬓角修剪得干干净净，胡茬刮得很彻底，下巴的皮肤泛着淡淡的青色光泽。
内部调查科的人。杨高在心里把这个信息又过了一遍。前任情报科的人现在是内部调查科，内部调查科是警队里最不受待见的部门，专门查自己人。能在这种部门混下去的人，要么是六亲不认的铁面判官，要么是比谁都圆滑的人精。刘建明看起来不像前者。他给人的第一印象是温和的、无害的，像是那种你愿意跟他喝杯咖啡聊聊天的人。
杨高走进会客室，没有坐到刘建明对面的沙发上，而是走到饮水机旁边，从下面的柜子里拿了一个一次性纸杯，接了一杯温水，然后才慢悠悠地走到刘建明对面坐下来。他把纸杯放在茶几上，靠在沙发靠背上，双手交叉放在肚子上，看着刘建明。他没有先开口，他在等。这是他跟外公吃饭的时候学到的东西——在谈判桌上，先开口的人先暴露底牌。
刘建明也没有急着说话。他端起咖啡杯喝了一口，放下，手指在杯沿上转了一圈，然后抬起头，目光平静地看着杨高。两个人的目光在空中碰了一下，又各自收了回去，像是在互相试探水温。
“我记得这个案子，是你们副处长推给我们巡逻队的。”杨高开口了，语气随意得像在聊今天天气不错，“怎么突然间又过问这个案子了？”
刘建明的嘴角微微翘了一下，那种笑容是职业化的，恰到好处的弧度，不冷不热，不亲不疏，像是用尺子量过的一样。
“昨天我跟梁警司打高尔夫球，他跟我说，警队也是要有自我排毒的能力的，不能什么都指望别人去干。”刘建明的声音不大，但很清晰，每个字的发音都很标准，带着一种经过训练的职业感，“而且，抓人这事情，虽然你们很容易做得好，但港城这个地方是讲法律的，做什么都要有证据。”
杨高把名片放在茶几上，用食指和中指压住，慢慢推到茶几中间，然后松开手，让它孤零零地躺在那里。
“黄警司这件事情，闹得这么大，已经是新闻头条了，不可能瞒得住的。最后这事情，还是要由我们警队这边进行对接，不是吗？”刘建明说完这句话的时候，端起咖啡杯又喝了一口，杯子的边缘遮住了他半张脸，只露出一双眼睛。那双眼睛在杯沿上方看着杨高，目光很平静，但杨高从里面读出了四个字——势在必得。
杨高靠在沙发上，手指在扶手上轻轻敲了两下。他想起了外公昨晚说的话——“政治这事情，就是把朋友搞得多多的，仇人搞得少少的。打一派，拉一派。”外公说这话的时候，手里端着一杯茶，语气像是在教他下棋。杨高当时觉得这话有道理，但怎么用、用在哪里，他还没想清楚。现在他知道了。外公说的是眼前这个局面。
刘建明想要的是功劳。黄志诚的案子闹得满城风雨，媒体天天在炒，警队高层需要一个交代。如果这个案子是警队自己破的，那叫“自我净化”，叫“刮骨疗毒”，是正面新闻。如果这个案子是巡逻队破的，那叫“警队无能，外人代劳”，是负面新闻。刘建明来这里，不是来抢功劳的——他是来“合作”的，但合作的方式是，功劳大家分，面子大家有。
杨高忽然觉得，自己这位堂叔杨锦佑，在某些方面确实太硬了。上任三年多，港城本地势力被他搞垮了一个又一个，巡逻队的名声在本地圈子里硬得像铁板，但也得罪了不少人。上面虽然想弄死港城本地势力，但这种事不是一天两天能做完的，更不是靠硬碰硬就能解决的。杨锦佑的方式是——你有问题，我解决你。简单粗暴，但后遗症也大。巡逻队跟本地势力的关系糟糕到连普通的联合行动都得靠上面压下来才能推动。
杨锦鲤总喜欢跟杨高说一句话——“一个人即便再强大，他也必须要有人给他做事，因为你一个人不可能把所有事情都做成。”杨锦鲤说这话的时候，正在他的办公室里签文件，签完一份扔到一边，签完一份扔到一边，桌上的文件堆得像小山。杨高当时觉得这话是成功学的鸡汤，现在想想，这是杨锦鲤用几十年的经验换来的道理。
杨高坐直了身子，把茶几上那张名片拿起来，看了一眼，又放下了。他看着刘建明，开口了，语气比刚才正式了一些。
“刘警官，你们的副处长把案子推给我们的时候，理由是我们的背景干净，跟警队没有利益纠葛。现在你们内部调查科要插手，那这个‘背景干净’的优势就没有了。”杨高的声音不大，但每个字都很清楚，“你们想怎么合作？”
刘建明把咖啡杯放下，身体微微前倾，双手交叉放在膝盖上，看着杨高。他的表情没有变化，但他的姿势变了——从靠着的变成了前倾的，这是一个信号，说明他准备认真谈了。
“梁警司的意思是，巡逻队负责技术层面的事，我们负责法律层面的事。你们要抓人，我们可以提供搜查令、逮捕令，走正规的法律程序。证据链的完整性，我们可以帮你们把关。最后出庭的时候，控方证人由我们出。”刘建明的语速不快不慢，每个词都经过斟酌，像是在念一份经过反复修改的演讲稿。
杨高听出了话里的潜台词——你们要功劳，我们也要功劳。你们要抓人，我们要程序正义。你们要结果，我们要面子。他把这些话在脑子里过了一遍，然后开始还价。
“技术层面的事，我们自己能做。搜查令和逮捕令确实需要你们配合，但证据链的完整性，我们自己有专业人士把关。”杨高的语气比刘建明更随意，但内容一点都不随意，“出庭的事，我们的人也可以出庭作证。异人巡逻队的证词，法院是认的。”
刘建明嘴角的弧度没有变，但他的眼睛微微眯了一下，这是一个极细微的变化，不注意看根本看不出来。他端起咖啡杯，杯子里已经空了，他把杯子放下，手指在杯沿上转了一圈。
“异人巡逻队的证词，法院确实认。但你们的身份特殊，出庭的时候要申请特殊保护，程序上比我们复杂很多。而且，”刘建明顿了顿，“媒体对你们很感兴趣。如果你们的队员出庭作证，媒体的报道重点就不是案情本身，而是‘第三方介入普通凶杀案’这件事。你想要的，应该不是这个效果。”
杨高在心里笑了一下。这家伙确实精明，知道怎么用人家的弱点来谈条件。媒体确实是杨高不想碰的东西，巡逻队的身份太敏感了，一旦被媒体盯上，很多事情就会变得复杂。
“那你说怎么办？”杨高问，语气里带着一点“我让你先说”的意思。
刘建明从西装内袋里掏出一个小本子，翻开，上面写满了字，字迹很小但很整齐。他看了一眼，然后合上，放回口袋里。
“我们内部调查科出三个人，跟进你们的每一次行动。从情报收集到抓捕到审讯，全程参与。你们的行动计划，我们提前知道。我们的法律意见，你们提前采纳。最后结案的时候，联合发布新闻稿，双方都署名。”
杨高靠在沙发上，看着天花板想了一会儿。天花板上有一盏灯，灯罩是白色的，落了一层薄薄的灰。他在心里盘算——全程参与，意味着他们没有秘密了，但反过来也一样，他们也能看到内部调查科的一举一动。行动计划提前共享，意味着他们的自由度降低了，但反过来，出了问题的时候，内部调查科也得一起背锅。联合发布新闻稿，意味着功劳一人一半，但锅也是一人一半。
杨高把目光从天花板上收回来，看着刘建明。
“三件事。第一，你们的人不能干预我们的行动决策，只能提建议。第二，情报共享是双向的，你们知道的信息，我们也要知道。第三，如果你们的副处长中途叫停，你们要提前通知我们，不能让我们在前面冲锋，你们在后面撤梯子。”
刘建明听完，沉默了三秒钟。他的手指在膝盖上轻轻敲了两下，然后伸出右手。
“成交。”
杨高握住了他的手。手掌干燥，握力适中，不轻不重，松开的时机也恰到好处——不拖泥带水，也不显得仓促。这是一个很会握手的人，从握手的方式就能看出来，他见惯了场面，知道怎么给人留下好印象。
刘建明站起来，整了整领带，拿起了桌上的车钥匙。他走到门口的时候，停下来，回头看了杨高一眼。
“杨先生，你今年多大？”
“十八。”杨高说。
刘建明点了点头，嘴角的那个弧度比刚才深了一些，这次不像是职业化的笑容，更像是一种“有意思”的表情。
“十八岁。”他把这个数字重复了一遍，像是在品味什么，“我十八岁的时候，还在帮人洗车。”
他拉开门，走了出去。走廊里传来他的脚步声，皮鞋踩在地板上，节奏很稳，不紧不慢的，像是在踩一首很慢很慢的曲子。脚步声越来越远，最后消失在走廊尽头。
杨高坐在沙发上，看着那扇关上的门，看了很久。茶几上那杯温水已经凉了，他没有喝。他站起来，拿起刘建明留下的那张名片，又看了一遍。名片上的字烫金的，在灯光下泛着暗金色的光泽——“内部调查科，高级督察，刘建明”。他把名片翻过来，背面是空白的，什么都没有。他把名片放进口袋里，端着那杯凉了的水，走到饮水机旁边，把水倒了，杯子扔进了垃圾桶。
他走出会客室，走廊里很安静，阳光从窗户照进来，在地板上画出一道道平行的光带。杨高走在光带上，影子在他的脚后跟后面拖着，又细又长。他走到诸葛轩的办公室门口，敲了敲门。
“进来。”
诸葛轩还是那个姿势，坐在办公桌后面，手里拿着那支钢笔，在文件上签字。杨高走进去，在对面坐下，把刘建明的事说了一遍。他说得很简略，没有添油加醋，把谈话的重点都点到了。诸葛轩听着，笔没有停，签完了一份文件，翻开另一份，继续签。等杨高说完了，他把笔插回笔筒，摘下眼镜，用眼镜布慢慢擦着镜片。
“扎钉子。”杨高说，只有三个字。
诸葛轩的手停了一下。他把眼镜布放在桌上，把眼镜重新戴上，看着杨高。他的目光里有一种“你终于想到了”的满意。
“内部调查科的人，全程参与我们的行动。那我们的人，能不能也全程参与他们的行动？”杨高的声音不大，但每个字都很清楚，“情报共享是双向的。他们能看到我们的，我们也能看到他们的。”
诸葛轩靠在椅背上，双手交叉放在肚子上，看着杨高。他的嘴角微微翘了一下，不是笑，是一种“我没看错人”的确认。
“你打算怎么安排？”
杨高从口袋里掏出刘建明的名片，放在桌上，推到诸葛轩面前。“内部调查科的人来跟我们的行动，我们的人去跟他们的行动。第6队的跟梢技术最好，让他们派人。不用多，一两个就行，但必须是最好的人。”
诸葛轩拿起那张名片，看了看，放下，然后从抽屉里拿出那本黑色的通讯录，翻开，找到了一个名字，用钢笔在上面画了一个圈。杨高不知道那个名字是谁，但他知道诸葛轩在做什么——他在给杨高铺路。不是帮他做事，是帮他自己。因为杨高现在做的事，也是诸葛轩想做的事。在警队里扎钉子，这件事谁都想做，但不是谁都有机会做。现在机会来了，黄志诚死了，韩琛的录音带还没找到，警队内部乱成了一锅粥。这个时候派人进去，不会被怀疑，不会被打上“异类”的标签，因为所有人都在忙着自保，没人有空去查别人的底细。
诸葛轩把通讯录合上，放回抽屉里，看着杨高。
“你想得很远。”诸葛轩说，语气平淡，但话里有话。
“诸葛队长，”杨高声音不大，但很稳，“如果我们真的在警队里扎了钉子，那这颗钉子能扎多深？”
诸葛轩从椅子上站起来，走到杨高旁边，也看着窗外。他的身量比杨高矮一些，但站姿很直，肩膀很宽，站在那里像一棵老松树。
“多深都有可能。”诸葛轩说，“内部调查科是警队里最敏感的部门，能接触到的东西很多。如果我们的钉子扎进去了，能看到的就不只是韩琛的案子了。”
杨高点了点头。他没有继续问下去，因为他知道有些话不需要说透。诸葛轩也没有继续说，因为他知道杨高已经明白了。
两个人站在窗前，看着窗外的街道。阳光从窗户照进来，落在两个人身上，把他们的影子投在地板上，一高一矮，一宽一窄，像是两个不同形状的剪影。
杨高忽然想起了一件事。昨天跟外公吃饭的时候，外公说起了一个人。说那个人年轻的时候在洗车，一个月赚的钱不够吃饭，后来跟了一个老大，老大对他很好，给他饭吃，给他地方住，把他从一个洗车仔变成了一个在江湖上有头有脸的人物。后来老大死了，老大的儿子要杀他，他在泰国躲了几个月，回来的时候像变了一个人。他开始不信任任何人，开始把所有跟他说过话的人的电话都录下来，开始在自己的酒吧里装满了摄像头。他变成了一个连自己都不敢相信的人。
外公说那个人的名字叫韩琛。
杨高当时没有多想，现在想起来，忽然觉得韩琛这个人很可悲。他不是天生的坏人，他也想过安稳日子，也想过老婆孩子热炕头。但命运没有给他这个机会。他被推着走，被推着杀人，被推着上位，被推着变成一个自己都不认识的人。他的录音带，是他的保命符，也是他的催命符。他以为那些录音带能保他不死，但他不知道，那些录音带恰恰是让他死得更快的原因。
杨高把目光从窗外收回来，转身走回办公桌前，把那杯已经凉了的水端起来喝了一口，苦的，没味道。他把杯子放下，看着诸葛轩。
“诸葛队长，你认识韩琛吗？”杨高问。
诸葛轩沉默了几秒，然后说了一个字。“见过。”
“他是什么样的人？”
诸葛轩靠在椅背上，手指在桌上轻轻敲了两下。“他是那种……你觉得他很简单，但他其实很复杂的人。他看起来很讲义气，但他把所有的义气都录了音。他看起来很信任你，但他从来没有真正信任过任何人。”
杨高点了点头。他想起刘建明走的时候说的那句话——“我十八岁的时候，还在帮人洗车。”刘建明是韩琛的人，但他说的那句话，像是在说自己，也像是在说韩琛。他们都是屯门出来的，都是从小人物做起，都是在刀尖上舔血。但他们走的路不一样，一个走了白道，一个走了黑道。但走白道的那个，是黑帮的卧底；走黑道的那个，是警队的线人。黑白之间，谁说得清谁是好人谁是坏人。
杨高站起来，走到门口，手搭在门把手上。他没有回头，说了一句像是自言自语的话。
“我们得在警队里面扎钉子。”
然后他拉开门，走了出去。门在他身后轻轻关上，发出一声细微的声响，像是有人在叹气。
走廊里很安静，阳光从窗户照进来，落在地板上，亮堂堂的。杨高走在走廊里，脚步声在空荡的空间里回荡，一下一下的，像是在敲一面很远的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