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一个来。”杨国栋对负责这项工作的工会主席说，“先找当事人谈话，再找当时处理的依据，有问题就纠正，有冤屈就平反。不要怕麻烦，这六十多个人背后就是六十多个家庭。”
工会主席领命而去，可第二天就碰了钉子。
第一个来找的，是原技术科的一个工程师，姓孙，运动一开始就被打成“反动技术权威”，下放到铸钢车间清砂，一干就是三年，腰也坏了，手也粗了。
工会主席找他谈话，说厂里准备给他平反，调回技术科。老孙听完，半天没说话，最后问了一句：“我回去了，那些批评过我的人怎么办？他们还在技术科呢，我天天跟他们一个办公室坐着？”
工会主席把这话转给杨国栋，杨国栋沉默了一会儿，说：“你告诉他，那些人的问题另案处理，批评是运动的大环境，主要责任不在个人，但如果有确凿证据证明是借运动整人、诬陷栽赃的，厂里一定处理，让他先回来，别的事我来办。”
老孙这才点了头。
可等杨国栋真去查那些事，才发现比想象中复杂得多。轧钢厂这几年运动不断，牵扯到全厂十几个车间科室，有的人是随大流，有的人是被人煽动，真正主动整人的只有那么几个。
但就是这几个，把整个厂的风气都带坏了——同事之间互相提防，师徒之间不敢说话，工人们下了班就回家，食堂里吃饭都没人聊天。
杨国栋花了半个月的时间，才把主要的人和事理清楚。
然后他做了一个出人意料的决定——把那几个借运动整人最厉害的人，调到厂里最苦最累的岗位上去。
不是开除，不是批斗，就是调岗，从办公室调到车间，从轻松的岗位调到累人的岗位。
“让他们也尝尝被人踩在脚底下的滋味。”何雨柱听说这事以后，在食堂里跟刘岚说了一句。刘岚瞪了他一眼：“你小声点，让人听见了不好。”
“怕什么？”何雨柱把大勺往锅沿上一磕，“杨书记回来了，厂里天亮了。”
轧钢厂食堂的变化，比车间里更明显。
何雨柱这几年虽然名义上一直管着食堂，可头上压着不少人人，处处受制，连多买几斤肉都要打报告审批，可把他给憋坏了。
杨国栋复职后，第一个来食堂吃饭，吃完把何雨柱叫到跟前，说了一句：“柱子，食堂的账以后你说了算，每月报个数就行，别的事我不管，要让我们的工人吃好。”
何雨柱愣了两秒，然后弯下腰，从灶台底下摸出一瓶藏了好几年的老酒，往杨国栋面前一搁：“杨书记，这瓶酒我存了三年，就等您回来。”
杨国栋看了看那瓶酒，嘴角微微往上弯了弯，摆了摆手：“留着，等年底庆功会，全厂一块喝。”
秦淮茹正在后厨择菜，听见何雨柱这么一说，手里的菜叶差点掉在地上。她站起来，在围裙上擦了擦手，说了句：“杨书记真是这么说的？”
“那还有假？”何雨柱把围裙往肩上一甩，“杨书记还说，食堂以后不用天天搞什么学习会了，把菜做好、把饭做香，让工人们吃饱吃好，就是最大的政治。”
秦淮茹低下头，继续择菜，可嘴角压都压不住。
五月下旬，沈莫北那边开始了第一步清理行动。
他让杜子腾以“企业保卫系统业务考核”的名义，对全市重点企业的保卫处、科长进行了一轮摸底。
摸底的结果跟他预想的差不多——李德刚安插的那三十多个人里，真正懂保卫业务的不到三分之一，剩下的要么是搞运动出身，要么是托关系进来的，连最基本的治安管理常识都说不清楚。
“这个名单里的人，分两类。”沈莫北在周保国办公室里，把材料摊开，“一类是业务能力还行的，但位置不对——他们不该在要害岗位上。另一类是业务能力不行、人品也有问题的，那就直接调离保卫系统，哪儿来的回哪儿去。”
周保国把名单看了一遍，点了点头：“你这样处理，分寸拿捏得不错，不过有一个人你得注意——重机厂的那个隋怀远，他是李德刚的老部下，现在管着重机厂的保卫处。这个人业务上有些本事，可在重机厂这几年，把保卫处变成了他自己的地盘，拉帮结派，排斥异己。你要是动他，得有个过硬的由头。”
沈莫北笑了笑：“由头早就有了。重机厂保卫处去年的治安案件发生率比前年涨了一倍多，入室盗窃、打架斗殴，一样没少。这在全市重点企业里是倒数第一。光这一条，就够他走人了。”
周保国也笑了，把名单还给沈莫北：“那就按你的计划办。”
六月初，重机厂保卫处处长隋怀远被调离，理由是“工作需要”，调到了冶金部下属的一个仓库当副主任。明眼人都看得出来，这是贬了。隋怀远自己也知道，走之前去找了李德刚一趟，可李德刚连门都没让他进，只让顾秘书传了一句话——“好好在新岗位上干，别的事不要想了。”
隋怀远走了以后，沈莫北把张建国调了过去，任重机厂保卫处处长。张建国在轧钢厂保卫处干了七八年，从干事一直干到副处长，经验丰富，人也扎实。他到重机厂报到的第一天，就把保卫处的花名册翻了一遍，把几个靠运动起家的“积极分子”单独列了出来，第二天就让他们下车间劳动。
“保卫处不是运动办，更不是整人的地方。”张建国在保卫处全体会上说，“保卫处管的是厂里的治安、消防、重点部位安全，谁要是干不了这个，趁早自己打报告调走。”
一个月之内，重机厂保卫处调走了五个人，补充了三个人，都是从轧钢厂和首钢保卫系统调过来的骨干。
重机厂的治安状况随即好转，六月份的案发数比五月下降了六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