宗璟一时说不出话来。
族老们，确实干得出来这种事。
那些老翁平素在祠堂里为一炷香的插法都能吵上半日，如今天幕把“宗氏女嫁诗仙”的招牌明晃晃地递到了他们手上，他们若不打几张好牌出去，那才叫稀奇。
宗璟越想越觉闷气。
“好啦，别愁眉苦脸的了。”
宗家姐姐伸手在他额头上轻轻拍了一下，掌心的干枣香还带着点温热的甜。
她从袖中摸出几枚铜钱，塞进宗璟手心里。
“去，买串糖葫芦。要山楂裹得厚些的那家。”
宗璟捏着铜钱，梗着脖子嘟囔：“阿姊，我都要加冠了，不是小孩子了。”
姐姐已经转过身往门里走，头也不回地摆摆手，声音混着穿堂风飘出来：“没娶妻都算小孩，去吧。给我也带一串，你阿姊我也没嫁人，也是小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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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渭 ，号青藤居士。
郑板桥非常喜欢他，在自己印章刻下：“徐青藤门下走狗郑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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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明，嘉靖年间，浙江。
徐渭斜靠在醉仙楼的窗边，抬头一瞧，当场把酒盅往桌上一顿，发出一声极不屑的嗤笑：“什么阿猫阿狗，也敢来攀附！”
语气之狂，神情之傲，仿佛天底下能当他徐文长门下走狗的人还没生出来。
窗外的雨下的绵密，友人慢悠悠放下酒杯，沉吟着念出一首诗：“咬定青山不放松，立根原在破岩中。千磨万击还坚劲，任尔东西南北风。”
徐渭脸上的轻慢之色倏地一收，偏过头来问了一句：“郑板桥写的？”
友人点了点头：“天幕提过。”
徐渭沉默一瞬，把杯中残酒仰头灌了下去，咂了咂嘴，忽然笑了，笑得极畅快。
“那他勉强有资格，做我门下一条走狗。”
友人哈哈大笑，探身过去给徐渭把酒重新满上，两人都不再多话，只静静听着窗外雨声。
汉唐之时，“走狗”是妥妥的中性词，甚至还能算半个好词。
走狗就是猎犬，是替主人效犬马之劳、肯出力敢咬人的得力部下，非但没有侮辱之意，反倒有几分亲昵与器重。
南北隋唐之时，这词褒贬混用，到宋代才慢慢滑向贬义。
明朝中后期，再往后到清代，“走狗”二字基本已被骂语体系收入囊中，再难翻身。
所以乾隆朝的郑板桥，看着自己那枚【青藤门下牛马走】的印章，也只能猜测或许是后世词义又变回去了，以讹传讹，竟把自己的“牛马走”讹成了“走狗”。
“牛马走”是自谦之词，数千年来，这个词的意思几乎没有变动过，始终是自居末流、供人驱策的谦称。
一个读书人刻个“牛马走”无伤大雅，刻个“走狗”……那就得看是哪个朝代的人了。
袁枚：对，没错，我就是不小心用错了典故。
郑板桥若晓得这说法最早从袁枚那里流传出来，怕是要从坟墓里坐起来骂一句：“入你娘！你就是故意的！”
别人不晓得我刻的是什么，你袁枚能不晓得？
平民百姓不晓得“牛马走”是什么，你袁枚能不晓得？
你就是故意把“牛马走”改成“走狗”，存心让我遗臭万年！
乾隆二十八年，红桥雅集，两人第一次见过面。
经常参加名流聚会的朋友都晓得，那就是夸夸大会。
没有深仇大恨，哪怕两看相厌，在聚会上都是你捧我，我捧你。
红桥雅集就是一场标准的名流聚会，席间觥筹交错，彼此捧着说。
你赞我诗书画三绝，我称你文才兼备。
表面上和和气气，实则互相看不顺眼。
郑板桥重写实，袁枚喜性灵。
郑板桥看不上袁枚的闲散风流，觉得他只会写《子不语》这种志怪小说，难登大雅之堂。
袁枚则看不上郑板桥的诗，说他的画尚可，诗就不怎么拿得出手了。
《随园诗话》刊刻时，郑板桥已经死了好些年了。
那则“青藤门下走狗”的记载，就是袁枚写进去的。
因为郑板桥确实有一枚【青藤门下牛马走】的印章，于是替袁枚辩护的人便说，兴许是传抄错了。
但多数人是不买账的。
抄错？上坟烧报纸，糊弄鬼呢？！
就凭这措辞之精准、替换之歹毒，分明是故意的。
《随园诗话》还记了一桩更离谱的事：说郑板桥在山东做县令时，两人尚未相识，忽然误传袁枚死了，板桥大哭顿足，悲痛欲绝。
直娘贼，这脸皮也太厚了！
郑板桥当时哭的是好友金农，和你袁枚有半文钱关系？
你们要二十年后才在扬州初次见面，哪来的生死之交？
牛头不对马嘴，张冠李戴，借别人的故事抬高自己，不要脸！
所以不仅是现代史学家不认可《随园诗话》里关于郑板桥和袁枚私交的记载，清朝人也吐槽：袁枚阴险狡诈！
为何要等郑板桥死后多年才刊印？
因为郑板桥比袁枚大二十多岁，板桥的朋友们年纪也差不多。
郑板桥七十多岁过世，再耗上几年，这些旧交故友除非一个个都是王八变的，否则差不多全死光了。
人死光了，事情就全凭活人一张嘴。
郑板桥是什么人，和袁枚有过什么故事，还不就是他袁某人大笔一挥的事。
经常颠倒黑白的朋友，应该都晓得这个政治道理。
有名望、有权力，不一定能颠倒黑白。
但有名望、有权力，又活得久，能把朋友、敌人、当事人一个个全熬走，那就真的能为所欲为，颠倒黑白。
张献忠屠川、夔东十三家被污名化、近代的高官文人回忆录……桩桩件件，莫不如此。
毕竟，连“与天奋斗”都能被改写成“与天斗”，这世道还有什么可稀奇的？
自从太古到如今，多少兴亡事可寻。
这世界从来没有变过。
当然，我说的是人类所有科技的本质，都是烧开水和扔石头。
（老规矩：读者瞎想，与作者无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