莎克蒂看着他，嘴角动了一下——不是笑，是那种“我就知道你会这么问”的表情。
“南孟买，马拉巴尔山。那是孟买最贵的地址，没有之一。他的办公室在一栋叫做‘帕蒂尔府’的七层建筑里，整栋楼都是他的。一楼是他的选区办公室，二楼是‘农民工福利协会’的办公室，三楼到六楼是空壳公司，七楼是他自己待的地方。他在七楼有一面巨大的落地窗，正对着阿拉伯海。”
“他今天在不在？”
“在。他每周五都在。周五是他‘接见选民’的日子，但实际上是从上午十一点开始在他的选区办公室里和各方势力的人见面。建筑商、黑帮、警察局的‘朋友’、还有那些替他去跟开发商谈判的中间人。”
林梓明看了一眼手表。
当地时间早上七点四十二分。
从班德拉到马拉巴尔山，不堵车的话二十分钟，堵车的话一个小时。
“先去吃饭，”他说。
莎克蒂愣了一下。“吃饭？”
“对。你从新加坡飞了六个小时，我飞了十个小时。我们都还没吃东西。拉杰·帕蒂尔不会跑的，他现在可能正在七楼的落地窗前喝着茶看着阿拉伯海，觉得自己是这片土地的国王。国王不会在早上八点就被打败。我们有的是时间。”
莎克蒂看了他三秒钟，然后笑了。
这一次是真的笑，不是嘴角的微小收缩，是整个人的紧张从肩膀那里卸下来了一点，像一根被拧得太紧的弦终于松了半圈。
“你变了，”她说。“在巴塞罗那的七十二小时让你变得……我不知道怎么说……更慢了。”
“不是慢了，”林梓明说，“是知道什么时候该快，什么时候该慢。”
他们下了楼梯，走向那辆白色丰田。
莎克蒂拉开副驾驶的门坐进去，林梓明发动车子，驶出停车场。
在班德拉的巷子里绕了几圈，他找到了一家很小的南印度早餐店。
店面只有三四米宽，门口摆着两个巨大的铜锅，一个装着米浆做的idli，一个装着咖喱炖的sambar。
老板是一个瘦削的老头，围裙上有咖喱渍，手指因为几十年接触姜黄粉而被染成了淡黄色。
他没有菜单，因为他只卖两样东西：idli和vada，配sambar和椰子酸辣酱。
林梓明要了两份，再加两杯马萨拉茶。
他们在门口的一张小塑料桌前坐下，桌面上有上一个人留下的咖喱渍和几个零星的米粒。
莎克蒂用左手肘撑着桌面，右手拿着一块idli蘸着sambar，吃得很慢，像是在用小口小口的热乎食物给自己充电。
“你知道拉杰·帕蒂尔和El padre之间有什么关系吗？”她突然问。
林梓明正在喝茶，茶很甜，马萨拉的香料味在舌根处炸开，像一颗小型的味道炸弹。
他把杯子放下，看着马路对面一个正在把一摞椰子码上三轮车的男孩。
“我不知道，但我知道怎么找到答案。”
“怎么找？”
“El padre已经赢了。他在巴塞罗那得到了他想要的——我和他之间的交易是干净的，干净的交易意味着他会兑现承诺。但他不会为了我得罪他在印度的合作伙伴。也就是说，如果拉杰·帕蒂尔是他网络中的人，那么El padre会保持中立。他不会帮我，但也不会帮拉杰。他会坐在他的餐馆里，看着棋盘，什么都不做。”
“如果拉杰不是他网络中的人呢？”
“那他就是一个不知道自己在和谁玩的暴发户。那样更容易。”
林梓明把最后一口茶喝完，站起来，莎克蒂把几张卢比放在桌上。
老板看了他们一眼，点了点头，没有说话。
他们回到车里。
林梓明没有立刻发动，而是转身打开后座，拉开了那个黑色运动包的拉链。
包里不是什么高精尖的东西。
一支格洛克17，五个弹匣，一件防弹背心，一个夜视仪，和一把折叠刀。
格洛克是奥地利产的，序列号被磨掉了，但枪管是全新的，几乎没有打过。
防弹背心是二手的，肩带上有一个看起来像是血迹的暗色斑点，但结构完整，没有破损。
林梓明把防弹背心拿出来，递给莎克蒂。
“穿上。”
“你去哪里我去哪里，我不可能躲在你的背后！”
“没有人要你躲在任何人的背后。穿上它，是因为你比我更值得保护。你是这个项目的大脑，没有你，我来了也没有用。”
莎克蒂看着他，没有接，也没有拒绝。
“林先生，我不用这玩意儿，我是湿婆神婆，穿上也不合适！”
林梓明没有勉强她。
他把防弹背心放回去，关上了后备箱。
林梓明戴上Al仿真面具，变成一个混血欧洲大叔，带上AI墨镜，像一个干练的雇佣兵。
莎克蒂望着他笑着说：
“先生请问你是谁？”
“我是国际影星林梓明！请问需要给你一个签名吗？”
“骗子，我不是少女，不会上你的当！”
“哈哈哈……”
车子驶出班德拉，沿着海边公路向南开。阿拉伯海在左边，灰蓝色的，浪不大，偶尔有海鸟贴着水面飞过去。
右边是孟买的富人区——那些白色和米黄色的高层公寓，每一栋都有保安、游泳池和能看到海的阳台。
但在这两者之间，在海和公寓之间的那一条狭长的、被铁丝网和临时围挡切割成的土地上，是一眼望不到头的棚户区。
蓝色、绿色和黑色的防水布在晨风里鼓起来又瘪下去，像一片正在呼吸的、巨大的、被压扁的皮肤。
林梓明开着车，眼睛看着前方，但他的注意力在另一个地方。
他在想一个问题。
拉杰·帕蒂尔已经在这个游戏里赢了十五次。
他有政客的身份，有黑帮的资源，有警察的保护，有媒体的人脉。
他是这个系统里的完美捕食者，而他的猎物——那些开发商——每一个都比他弱，每一个都在他的游戏规则里被他吃掉。
但林梓明不是开发商。
他不是来谈判的，不是来起诉的，不是来妥协的。
他是来赢的。
而且他不会在拉杰·帕蒂尔的棋盘上和他下棋。
他要换一个棋盘。
车子在一个红灯前停下来。
莎克蒂看着窗外的海，忽然说了一句不着头尾的话。
“你知道吗，El padre告诉我，你赢了不是因为你有力量，是因为你有耐心。在所有人都在喊的时候，你是唯一一个在听的人。”
“他什么时候告诉你的？”
“在你走进那扇门的第三分钟。他给你手下那颗子弹的时候。”
林梓明的手停在方向盘上，他看着红灯的倒计时，五、四、三、二、一。
绿灯亮了。
他松开刹车，车子滑进了马拉巴尔山那条被榕树的影子完全覆盖的林荫道。
前面三百米，帕蒂尔府的七层建筑正对着阿拉伯海，一面巨大的印度国旗在楼顶的风中猎猎作响。
他没有减速。
他没有减速。
车子从榕树的阴影里滑出来，阳光像一把刀一样切过挡风玻璃。
帕蒂尔府在右手边，是一栋灰白色花岗岩贴面的建筑，底部三层的窗户装着铁栅栏，四层以上是深色玻璃幕墙，在孟买的晨光里反着一种沉甸甸的、像融化的铅一样的光。
楼顶的印度国旗在风里猎猎作响，三色旗的下面还有一面旗，橙色的底，上面印着一个拳头和一把锤子交叉的图案——那是拉杰·帕蒂尔自己的竞选标志。
林梓明把车开过了帕蒂尔府，没有停，甚至没有看。
他继续往前开了大约两百米，在一条窄巷子的入口处把车停下来，熄火。
“你在做什么？”莎克蒂问。
“看看。”
“看什么？”
“看他是怎么进来的，怎么出去的。看他的安保有几个，看他的车停在哪里，看他周围有没有人在看他。”
“你要踩点？”
“我要知道他今天的心情。”
莎克蒂皱了一下眉头，没有追问。
她已经学会了——跟着林梓明的时候，不要问他为什么做一件事，要看那件事的结果。
他们坐在车里，车窗摇下来一条缝，孟买的空气涌进来，热烘烘的，带着汽车尾气、油炸小吃和某种说不清的花香。
林梓明从口袋里拿出那部摔不坏的华为手机，拨了一个号码。
电话响了五声，接了。
“你到了？”丽莎的声音。没有寒暄，没有问候。
“到了。和莎克蒂在一起。”
“拉杰·帕蒂尔的资料我已经让人整理好了，发到了莎克蒂的加密邮箱。你看完之后会明白一件事——这个人不是El padre的人，但他想成为El padre的人。他想进那个俱乐部想了很久了。El padre不接他的电话。”
林梓明沉默了一秒。
“这就是你让我知道的？”
“这就是你需要知道的。他没有靠山。他所有的力量都来自他搭建的那个本地网络——政客、黑帮、警察、媒体。那个网络很强大，但也很脆弱。它是一个人的网络。没有拉杰·帕蒂尔，它就不存在。所以你要对付的不是一个系统，是一个男人。一个觉得自己永远不会输的男人。”
林梓明听了，没有说好，也没有说不好，把电话挂了。
他把华为回口袋，转头看着莎克蒂。“你手机里有拉杰·帕蒂尔的照片吗？”
莎克蒂从口袋里拿出自己的手机——不是那部被丽莎塞进丰田的诺基亚，是她自己的iphone，深蓝色的壳，屏幕上有一条细细的裂痕，大概是上个月什么时候摔的。她翻了几秒，把屏幕转向林梓明。
拉杰·帕蒂尔，五十二岁，浓密的黑色胡子修剪得整整齐齐，头发向后梳，用发胶固定成一个光滑的弧度。
他穿着定制的白色棉质库尔塔，领口敞开两颗扣子，露出一条粗金链子和一片浓密的胸毛。
他在照片里笑着，手搭在一个穿纱丽的妇人的肩膀上，背景是某个寺庙的彩色尖塔。
“这是他三年前选举胜利的那天晚上拍的。他的妻子，普丽雅。他们有两个孩子，都在英国读书。”
林梓明盯着那张照片看了五秒钟，然后把目光移开，看着挡风玻璃外面那个正在扫街的老人。
老人的扫帚是用一捆细竹枝扎的，每扫一下都会在水泥路面上留下一道灰色的弧线。
“他在乎什么？”林梓明问。
“权力。还有别人怎么看他。他每天早上让助理把当天的报纸头版拍下来发给他，如果有负面新闻，他会一整天都不高兴。他的员工都知道这个规律——头版好的日子，他可能会发奖金。头版不好的日子，最好不要进他的办公室。”
“弱点呢？”
莎克蒂想了几秒。
“他有一个哥哥。哥哥是个老实人，在浦那开了一家小型的农业机械厂，和拉杰的事业没有任何关系。拉杰每年过年会去浦那看他哥哥。所有关于拉杰的长篇报道里都会提到他哥哥，因为那是他唯一一个在媒体面前表现出‘普通人’一面的时刻。”
“我不是问人性的弱点，我是问他怕什么？”
莎克蒂沉默了很久，久到一辆垃圾车从旁边开过，一股腐臭味从车窗的缝隙里挤进来，然后又被风吹散。
“他怕失去，没有人知道他怕什么？因为他在孟买已经十四年没有输过了。”
林梓明听到这里，嘴角动了一下。
不是笑，是那种“这就有意思了”的表情。
他发动车子，掉头，重新开回帕蒂尔府。
这次他在门口停下来了。
帕蒂尔府的入口是一个铁艺大门，门柱上装着两个摄像头，一个对着马路，一个对着入口。
门里面是一个铺着碎石子的小院子，停着三辆车：
一辆黑色的奔驰S级。
一辆白色的丰田陆地巡洋舰。
还有一辆看起来像警用摩托车的红色皇家恩菲尔德——和莎克蒂停在教堂停车场的那辆一模一样，只是排量更大。
门口站着两个保安，穿的白色衬衫和卡其裤，腰带上别着对讲机和伸缩警棍。
他们没有配枪——至少没有露在外面。
林梓明摇下车窗，用英语说：“我要见拉杰·帕蒂尔先生。”
两个保安对视了一眼。
左边那个年纪大一点的，大约四十岁，皮肤被晒成深棕色，脖子上有一条看起来很新鲜的疤痕，像是刀伤。
他弯下腰，看着车里的人。
“请问您有预约吗？”
“没有。”
“那您需要先联系帕蒂尔先生的办公室。我可以给您一个电话——”
“你跟他说，我是来谈沃里那块地的。”
保安的表情变了。
不是恐惧，是那种“又来了一个”的职业性疲惫。
他见过太多这样的人了——开发商、律师、中间人，每一个都觉得自己是那个能打破规则的人，每一个最后都走了，有的走得很安静，有的走得很狼狈。
“先生，帕蒂尔先生今天很忙。如果您愿意留下您的姓名和联系电话——”
“你只说三个词：巴基斯坦。羽毛球。十七楼。”
保安愣住了。
不是因为这三个词有意义，而是因为它们没有意义。
“巴基斯坦”和“羽毛球”他不明白，但“十七楼”他明白——帕蒂尔府只有七层，没有十七楼。
但眼前这个混血人的表情告诉他，这个“十七楼”不是口误，不是玩笑，是某种他听不懂但应该传达的信息。
保安犹豫了两秒，然后按下对讲机的通话键，用印地语低声说了一段话。
他的声音很小，小到即使是站在他旁边的人也听不清，但林梓明能从空气的振动中提取信息。
保安说的是：“门口来了一个人，混血人，年轻的。身边跟着神婆莎克蒂，他说要谈沃里那块地。还说了一句奇怪的话——巴基斯坦，羽毛球，十七楼。”
对讲机那头沉默了几秒，然后一个声音说：
“让他等一下。我去问。”
林梓明靠在驾驶座上，双手放在方向盘上，食指和中指交替着轻轻敲击。
那不是紧张，是某种他用来保持专注的习惯。
莎克蒂坐在副驾驶上，把帆布背包抱在怀里，指尖摸着肩带上那枚银色的护身符。
“十七楼是什么意思？”她终于忍不住问。
“没有意思。”
“没有意思你为什么要说？”
“因为那句话不是给他听的。是给他上面的某个人听的。一个人听到一句没有意义的话，会怎么做？”
莎克蒂想了想。“他会告诉他的上级。”
“对。他的上级也会想。上级想不出来，会再往上报。一层一层，直到这句话传到那个有能力解码的人耳朵里。这句话里没有信息，但‘没有信息’这个事实本身就是一个信息——它告诉对方，我不是来按常规走的。常规的第一轮是预约，然后等三天，然后见一个助理，然后再等一周，然后可能见到一个中层经理，然后再等一个月，然后可能、也许、说不定在某个慈善晚宴上和拉杰·帕蒂尔握一次手。我不想等。所以我给了他们一句解码不了的话。解码不了的东西，比解码得了的东西更让人不安。”
“你在让他们不安。”
“我在让他们好奇。好奇的人会犯错。”
他们在车里等了六分钟。
六分钟里，有三辆车从帕蒂尔府的大门经过，每一辆都减速了。
一辆白色的小货车，车身上印着一个液化气罐的图案。
一辆灰色的本田思域，车窗贴着深色的膜，看不见里面。
一辆三轮摩的，车顶上绑着几个巨大的编织袋，司机看了他们一眼，然后把目光移开。
林梓明记住了每一辆车的车牌号。
六分钟后，大门的铁艺门开了。
不是那个供人进出的侧门，是整个大门，两扇铁门同时向两侧滑开，发出一种低沉的、金属摩擦金属的声音。
门口多了一个人，身后跟随三个铁塔一般保镖。
他穿着一件灰色的亚麻衬衫，袖子卷到手肘，下身是深棕色的裤子，脚上是手工缝制的皮凉鞋。
大约五十岁，头发稀疏但梳得整齐，脸上带着一种职业性的微笑——那种“我是来解决问题的，但问题有多大取决于你”的微笑。
他的手指修长，指甲修剪得很干净，左手无名指上戴着一枚朴素的银戒指。
林梓明在第一秒就读到了这个人：
他不是保安，不是助理，他是管家。不是酒店里那种管家，是在大家族里负责一切的那种人。他知道所有人的秘密，所有人也都知道他不会说出去。
这个人走到驾驶座的车窗旁边，微微弯腰，用清晰的英语说：“先生，帕蒂尔先生请您上去。但他只请您一个人。”
莎克蒂的手指在护身符上停了一下。
林梓明没有看她，但他能感觉到她身体里那种瞬间绷紧的力。
他解开安全带，把手放在莎克蒂的手腕上，握了一下。
“你在车里等我。把车门锁好。不管听到什么声音，都不要下来。”
“如果十五分钟后你没有出来，我就进去找你。”
“四十五分钟。给我四十五分钟。如果四十五分钟后我没有出来——那你就可以进去了，但不要用那支格洛克，用你的脑子。你比我聪明，我一直都知道。”
莎克蒂看着他，嘴唇动了一下，想说点什么，但最后只是点了点头。
林梓明下了车，关上车门，跟着那个穿灰色亚麻衬衫的男人走进了帕蒂尔府的大门。
碎石子在他们脚下发出细碎的声响，像很多人在同时低声私语。
林梓明注意到那辆红色皇家恩菲尔德的轮胎上沾着新鲜的泥，还没干透，说明它今天早上刚从某个不是柏油路的地方开过来。
他看到奔驰S级的后保险杠上有一道细细的划痕，右侧比左侧严重，说明开车的人不习惯靠左行驶——可能是从英国回来的，或者去英国读过书。
他注意到这些，不是因为他刻意在观察，而是因为这些信息会自己涌进他的意识里，像水找到裂缝一样自然。
帕蒂尔府的一楼大厅很大，大约有两百平方米，地面铺着米白色的大理石，墙上有几幅尺寸夸张的油画——不是真正的油画，是那种在商场里批量出售的、印在帆布上的复制品。
画的题材都是印度神话：湿婆、杜尔迦女神、象头神伽内沙。
每一幅画的下方都有一盏小灯，灯光打在画上，让那些廉价的颜料泛出一种不属于艺术的、完全是商业的光泽。
大厅的正中央是一张巨大的办公桌，桌上放着一部座机电话、一个笔记本电脑、一摞文件和一杯已经凉透的马萨拉茶。
桌后面没有坐人，但椅子上放着一个靠垫，靠垫上绣着一行印地语，林梓明看不懂，但他猜大意是“我才是老板”。
大厅的左侧有一道旋转楼梯，柚木的，扶手被磨得很光滑，在晨光里泛着一种深琥珀色的光。
管家走在前面，林梓明跟在后面，之间的距离始终保持在一米五左右——不远到显得亲密，不近到显得威胁。
二楼、三楼、四楼，每一层的楼梯口都有一扇门，但门关着，没有声音。
五楼的门开着一条缝，林梓明瞥到里面是一个巨大的开放式空间，摆着几十张办公桌，桌上都有电脑和文件，但没有人。
周六早上九点多，整个五楼都是空的。
六楼没有门。
六楼是一个空旷的、没有任何家具的灰色水泥空间，墙上和地上都是裸露的混凝土，连腻子都没有刮。
但这个空间不是被废弃的——地面上有一个清晰的、用蓝色胶带贴出来的正方形，大约两米乘两米，正方形的正中央放着一把折叠椅。
林梓明看到那把折叠椅的时候，他的步频没有变化，但他的瞳孔在零点三秒内完成了一次极快的、深度的对焦。
他见过很多次这种场景。
每一个靠暴力维持权力的人，都会在某一个地方留出一个这样的空间——一个没有窗户的、没有摄像头的、没有任何人能听到任何声音的空间。
折叠椅是给“客人”坐的。
蓝色胶带的正方形是给“员工”画的线——站在这条线后面，闭嘴，不要问问题。
他们继续往上走。
七楼没有门。
七楼是整个楼层被打通的一个巨大的房间，三面是深色防弹玻璃幕墙，一面是挂着那面橙色竞选旗帜的墙壁。
地面上铺着手工编织的波斯地毯，深红色底，暗蓝色花纹，脚踩上去像踩在苔藓上一样柔软。
天花板上有灯光，但不是明亮的日光灯，是暖黄色的射灯，把整个空间的色调调成了一种介于黄昏和夜晚之间的暧昧状态。
阿拉伯海在玻璃幕墙外面铺展开来，灰蓝色的，和孟买的天空在遥远的水平线上融为一体。
几条货船停在海面上，看起来像被谁随手丢在蓝色桌布上的几粒米。
房间的中央是一张巨大的柚木办公桌，桌上没有电脑，只有一部座机电话、一个水晶烟灰缸、一盒没拆封的大卫杜夫雪茄、和一个相框。
相框里是拉杰·帕蒂尔和一个老人在一个花园里握手的照片。
老人的脸被相框的反光遮住了，但林梓明从那个人的站姿、手的位置和西装的剪裁方式，认出了他是谁。
不是El padre。
是另一个老人。
一个在孟买的权力结构里比他早了三十年的、现在已经死了的人。
拉杰·帕蒂尔站在玻璃幕墙前面，背对着门，双手背在身后，面朝阿拉伯海。
他今天穿的是一件深蓝色的棉质库尔塔，领口敞开两颗扣子，那条金链子在射灯的光线下闪着一种不张扬但无法忽视的光。
他的头发和照片里一样向后梳，用发胶固定成一个光滑的弧度，但他的身形比照片里看起来更宽——不是胖，是那种曾经很胖然后减下来的、肌肉和脂肪之间没有清晰界限的、像一堵旧砖墙一样的宽。
管家站在门口，微微躬身，用印地语说了一句什么，然后退了出去。
门在他身后悄无声息地合上了。
房间里只剩下两个人。
林梓明没有往前走。
他站在门口，站在波斯地毯的最边缘，双手插在裤兜里，脚上的运动鞋踩在深红色的羊毛上，发出一种极轻的摩擦声。
“帕蒂尔先生。”
拉杰·帕蒂尔没有立刻转身。
他继续看着海，大概又看了五秒钟，像是在等什么——等林梓明先开口问问题，或者等他先表现出不安。
林梓明没有。
他只是站在那里，呼吸平稳，目光落在办公桌上那个相框上，像一个已经看完了一整幅画、正在看画里最后一个细节的人。
拉杰·帕蒂尔转过身来。
他的脸上带着那个在选举胜利之夜的照片里出现过的笑容——嘴角上扬，露出两颗镶了金边的门牙，眼角没有皱纹，因为这个笑容不是从眼睛里发出来的。
这是一个被练习了一千遍的、被精确控制的、用来面对镜头的笑容。
在这个笑容背后，拉杰·帕蒂尔的眼睛是冷的，那种冷不是冷酷的冷，是计算的冷——像一台正在同时运行十七个程序的电脑，每一个程序都在处理不同的事情，而处理这些事情的核心处理器本身不产生任何情绪。
“你是神婆的幕后老板？”他说，声音比他五十二岁的年龄显得更年轻，带一种在政治集会上对着扩音器说话时才会有的、刻意压低的共鸣感。
“你在门口说了三个词。巴基斯坦。羽毛球。十七楼。”
他走回办公桌后面，但没有坐下。
他靠在桌沿上，双臂交叉在胸前，左脚搭在右脚前面，整个人呈现出一种精心设计的“放松”——真正的放松不会让你的每一块肌肉都处于半收缩状态。
“我很想知道，这三个词是什么意思？”
林梓明没有看他递过来的“放松”的邀请。
他没有往前走，没有坐下，没有把手从口袋里拿出来。
他看着拉杰·帕蒂尔的眼睛，没有说话，沉默了两秒。
这两秒在物理上很短，在心理上很长。
“巴基斯坦是你们的劲敌，羽毛球是一项运动，十七楼不存在。”
拉杰·帕蒂尔的笑容变了一点点。
不是消失了，是变得更加用力了，像一个人拧一个已经拧不动了的螺丝，继续往下拧，不是为了让螺丝更紧，是为了让手指不发抖。
“所以你是在浪费我的时间？”
“我在告诉你一件事。”
“什么事？”
“你查过我。你知道我去过巴塞罗那。你知道我在那里见过什么人。你也知道‘羽毛球’不是一项运动，它是一个代号。但有一个信息你查不到——你派去查我的人，在调查我的办公室在新加坡的股权结构的时候，犯了一个错误。他们中的一个在做跳转的时候没有覆盖dNS查询。莎克蒂追到了Ip地址，是孟买的，属于你私人办公室的内部网络。”
拉杰·帕蒂尔的笑容消失了。
这不是因为他被戳穿了——他被戳穿很多次了，每次都有律师和媒体帮他圆回来。
他笑容消失是因为林梓明说这件事的语气。
不是愤怒，不是威胁，甚至不是指责。
是陈述。
是那种“我知道你知道我知道”的、在智力上完全不设防的、最让人不安的陈述方式。
“所以我让人在门口等了六分钟，不是因为在犹豫要不要见你，是因为我用那六分钟读完了莎克蒂给你发的那份资料，帕蒂尔先生。你不要再查我了。你现在应该担心的是你自己的事，而不是我的！”
拉杰·帕蒂尔把交叉在胸前的手臂放下来，双手撑在办公桌上，身体微微前倾。
这个动作让他的肩膀变宽了一号，让他的整个身体像一面墙一样朝林梓明的方向压过来。
这是他在谈判桌上用了二十年的招数——先让身体占据空间，然后让声音占据耳朵，然后让意志占据对方的大脑。
“你是一个有趣的人，林先生。你在巴塞罗那和El padre做了一个交易。你用那两个孩子换了他对你项目的支持。但你知道吗？在印度，El padre的名字不值钱。这里的棋子不一样，这里的棋盘不一样，这里的规则也不一样。你在巴塞罗那赢了一局，不代表你在孟买也能赢。”
“我没有打算在孟买赢任何东西。我只是想来告诉你一件事。”
“什么事？”
“你会输。不是今天，不是明天，甚至可能不是今年。但你会输。因为你已经赢了太多次，你已经不记得输是什么感觉了。而我知道输是什么感觉。输过的人，和没有输过的人，在同一个棋局里，最后赢的一定是输过的那个人。”
拉杰·帕蒂尔看着林梓明，看了整整五秒钟。
然后他笑了。
这一次的笑和刚才不一样，这次是真的笑——嘴角向上，眼睛眯起来，眼角出现了真实的皱纹。
他在笑，但他的眼睛没有变暖，那种冷还在那里，像一块在笑的脸孔下面没有被融化掉的冰。
“你知道吗，先生，上一个在我面前说这种话的人，是阿南特·夏尔马。他现在坐在轮椅上。不是我让人开的枪，但你知道的，在这种游戏里，谁开的枪不重要，重要的是枪是谁递出去的。”
林梓明的表情没有任何变化。
但他的右手从裤兜里伸了出来。
拉杰·帕蒂尔的眼珠动了一下，极其细微，但他的瞳孔在那不到零点一秒的时间里完成了一次收缩——他在看那只手，在判断林梓明要从口袋里拿出什么。
三个保镖挡在他面前，三支枪口对准林梓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