殷商虽然被灭，却留下了丰富的文化遗产。殷商的经济社会发展远超夏朝，殷商文化则上承虞夏、下启周代。毫不夸张的说，中华文化的基因就是在殷商时期形成的。
据《史记·殷本纪》记载，殷商“改正朔，易服色，朝会以昼。”修订了新的历法，确定了新的服饰和车马规制，确立了新的朝会制度。这标志着从殷契到商汤，中国已从上古文明迈进到国家文明。
殷商对天文天象、干支历法的运用，是现代历法的基础。殷商时期已采用阴阳合历，规定366天为一年，开始用年终置闰来调整朔望月和回归年的长度。这是已开始有大小月之分，和现在一样大月31天，小月30天，闰月28天。甲骨文中有多次关于日食、月食和新星的记录。殷商时期，我国已开始使用十进制的计数系统，还形成了奇数、偶数和倍数的概念，这是非常了不起的划时代成就。
殷商时期的服饰和现在已经差不多了，不论男女老幼尊卑，统一采用上衣下裳的形制。直到现在，我们还称服装为衣裳，缘由从这里来。
殷商人的服饰有严格的等级区分。比较高级的染织品、刺绣品及装饰品只有奴隶主阶级才能穿，平民百姓只能穿麻布或葛布做的衣服。贵族的礼服上衣多用青、赤、黄等纯色，下裳多用缁、赭、绿等经过多次浸染的间色，贵族衣裳的领、袖有镶边，日常家居则常穿缟衣、绿衣和缁衣。殷商之人已开始通过服饰的材料、质地、颜色和图案来区分阶层等级，正式确立了章服制度，为后世的等级制度提供了依据。《论语·乡党》中孔子的那些服饰讲究，就是殷商章服制度以及周礼的延续。
殷朝的疆域面积大大超过夏朝。据《史记·吴起列传》记载，殷朝疆域“左孟门，右太行，常山在其北，大河经其南。”它的左边是孟门山，右边是太行山，北边是常山（也就是恒山），南面是黄河流域。殷王的统治范围北到辽宁，南到湖北，西到陕西，东到大海之滨。据考古证明，殷商遗址不仅广泛分布在黄河中下游地区，而且向北抵达长城以北广大地区，向南则达到长江以南。江城武汉坐落于长江之滨，这里就发现了殷商时期的盘龙城遗址。
殷商建立了比较完备的国家机构，包括官职武装、典章制度和刑法法规。殷朝实行世官制度，分为在朝任职的内服官和王畿以外的外服官，内服官又分为外廷政务官和内廷事务官。
殷朝最高的外廷政务官是辅佐君王的相，又被称作尹。王朝的高级官吏则统称卿士。“三公”是因人而设的尊贵职称，不常有。太师和少师，在后世是极尽尊荣的称号，在殷商时期则为乐工之长。
内廷事务官是专为王族服务的官员，主要有作为总管的宰和管理各种具体事务的臣。如司工为百工之长，国老负责贵族子弟教育，畋（tian）老负责管理外地籍田，牧正掌管畜牧，酒正管理酒，车正掌管王车，等等。
外服官则主要是作为各方国首领的侯、伯等，比如周文王姬昌，就是西伯侯。外服官还包括为王朝服牢役的男和服兵役的卫等等。
殷商的法制思想，是在夏朝奉天罚罪法制基础上发展起来的，特别重视神尤其是祖先神的作用。那个时代图腾崇拜非常盛行，人们的信仰对象包含地神、河神、山神、日月星辰神等等。帝，是殷商供奉的最高神，是天地万物的主宰，他的权力和威严凌驾于人间君王之上。人间君王由天帝授权统治黎民百姓，自称上帝的儿子，意即天子。
殷商时期的农业、畜牧养殖业和手工业发展非常迅速。殷商人已经掌握了黍、稷、稻、麦等粮食作物和桑、麻、瓜、果等经济作物的种植技术，饲养驯化了猪、牛、羊、马、狗、鸡这六畜，并且掌握了猪的阉割技术和淡水鱼人工饲养技术。手工业方面，殷商时期的青铜器冶制技术已经成熟。出土于河南安阳的司母戊大方鼎，大约铸造于公元前十四世纪殷商后期，重量达到八百七十五公斤，是目前已知中国古代最重的青铜器。司母戊大方鼎的存在，充分证明殷商青铜文化已十分发达。另外，殷商先民已能烧制原始的瓷器，世界所知最早的釉料就出现在殷商时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