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天，班卡完小的教师加上赵文龙共9名教师，由施主任带领，从另一条山路到永德县城——德党。这条路有一百二十里。
廖文刚问：“为什么不走永康呢？”施主任说：“现在到永康也没有汽车。走公路更远。再说，也节约点钱嘛。”赵文龙说：“我的工资还没有你那么多，还得养老婆孩子呀！”廖文刚说：“我也是喜欢走山路的，一路的险峻可都是风景啊！”
这支队伍有点像游击队，除了赵文龙和两个小孩外，每人都背着被子，被子捆得又并不规则，廖文刚的是正规军气派，其余的，能背稳就行。花的、蓝的、灰的、黑的都有。每人还挎一个包，包也是长长短短、宽宽窄窄，五花八门。每人还有一把弯把伞，大多横插在被带上，亚玲还背一个拳头大的小水壶。老师们都不背水壶，因为到处有山泉可喝。而包里，都带有钢笔、笔记本、书籍。
这条路，不再走班卡大坡，而是向班卡大坡的方向走出一里地，便从山梁左拐，折向芒东河谷。这条路更加陡峭，对面是芒东的莽莽群山，下面是芒东河谷，他们才走了几里地，就听见闷雷似的吼声。廖文刚看看山形水势，知道这就是小黑河水流进芒东河的声响。声音越来越大，将到河边时，“哗哗”声响成一片，震耳欲聋，山摇地动。瀑布并不宽，看上去，不过一两丈，就像一群大白鹅，你挤我撞地往下滚。下面一个深潭，不断升起雪白的浪花，激起阵阵狂风。潭水的波纹一个接一个，直簸到河水中。这里也并不是芒东河的源头，上游还潺潺地流着清亮的河水，但比班卡大坡下的水还小，水里一样的躺着巨石，既没有路，也没有桥，只是自己从这个石头，跳到另一个石头，不用湿鞋，就过了河。
过河之后，芒东坡和班卡坡一样的陡，但没有那么长。到了山顶，芒东小学的吴健强老师又加入了跋涉的队伍。大家寒暄已毕，就摆着龙门阵走。那时的教师，都十分谨慎，摆龙门阵，无非摆些家常，喂的猪、鸡，种的菜、粮，打猎、捕鱼，是主要话题。此后便进入大地峡谷，翻两个大山梁。几乎一直都在莽莽大松林中穿行。脚下，黄黄的土地上铺满了松针；头上早晨是缠绕在松枝的淡雾轻云，中午以后，从密密的松枝松叶中透出缕缕阳光，片片蓝天。泉水淙淙，山猿啼叫，百鸟争鸣。六月的山林，山花烂漫，一路都是菌子香。亚玲和亚平，还是由老师们轮流背着走。这两个孩子都患了肺结核，在吃雷密封。
到大地时，遇见一个残疾人，他走路都是弓箭步，因为右脚是弯的，不能伸直。大家都叫他杨书记。打过招呼，走了一段，赵文龙说：“大地公社的这位杨书记，经历有些传奇色彩。”廖文刚说：“那赵老师就任主讲。”赵文龙老师说：“他参加抗美援朝，被敌人俘虏了。这边都以为战死了。县政府给他家里挂上了烈属的光荣牌。他的妻子嫁给了他的兄弟。他在美军的俘虏营里受尽折磨，右腿是被他们用针打残了的。后来，中美双方释放俘虏，台湾派人来动员他们到台湾去，他坚决反对，回到了祖国，退伍回家。当他背着背包跛进家门时，狗还给他摇头摆尾，妻子和兄弟却惊叫着“鬼来了”，拔腿就跑。后来，他的兄弟要把嫂子还给他，他不同意，现在还是单身一人。因为他在俘虏营里坚持斗争，回国后恢复了党籍，回地方后，被任命为大地公社的党支部书记（那时永德县的公社是小公社，下面没有大队，只有生产队，党员也不多，所以，公社只设党支部，不设党委，）。还是个能干人呢。”老师们听了都叹惋不已。
到了松林，这是一个公社，路边有饭店，旁边就是松林小学，四周群峰点点，松风阵阵，云雾团团，真有人间仙境的味道。班卡完小的老师却明白，这是实实在在的险山峻岭，每走一步都要付出代价，他们不仅人人汗透衣衫，而且早已饥肠辘辘。他们进到店里，扑通一声坐下，有气无力地，各人要菜要饭——那时可没有人敢操这个大方：一人包了；学校也没有一分钱可以自己支配，只得各人凭自己的经济能力，自买自吃了。廖文刚看了一眼，竟没有一个人点肉食的，都是半斤米，一碗汤菜。这里的蘑菇遍山都是，五分钱一大碗，廖文刚要了一碗，也是半斤米的饭，不到抽一支烟的工夫，饭菜汤都已经滚进了肚子里。吃了午饭，大家又有了劲儿。施主任喊一声：“走啦！”大家又迈开大步，去征服崇山峻岭。
到日薄西山时，德党已经遥遥在望了。对面一个大坡的半坡上，有一小片房屋，背后是云屯雾绕的莽莽大山，高松连云。他们的脚下是一个平缓的长坡直拖到谷底。这个坡上全是庄稼地，还有水田、菜地。他们已经成了强弩之末的脚板，渐渐地亲吻完了在山头上看见的风光，到了德党城，天还未黑，他们顺永德县招待所外的斜坡直上，就进了大山脚下的永德中学。进门是操场，有人在门口指点，报到，操场中间的地下，巨大的筲箕里装着饭，大瓷盆里装着菜，有不少教师或蹲或站地在吃饭。班卡的教师按上级指示继续登上一个只有几级的石梯路，又是一个坝子，周围都是平房。他们找着了写着“班卡教师住地”的一间教室，地上铺着稻草，屋顶中间吊着电灯。大地、麻溜寨的老师，已经先到了，正在铺地铺。廖文刚说：“你们走得好快。”大地的卞允平说：“不是走得快，我们近三十多里哩。”
蚊子肥大，撞人的脸。大家不声不响地放好行李，施主任说：“走，先去吃饭，那里有碗筷，有水洗手。”廖文刚脚有些酸软，僵着腿脚，跟着大家，倒回到门口的操场中间，去露天食堂吃饭。拿好碗筷，有人打给菜，自己舀饭。没有桌凳，廖文刚就坐在石头阶沿上吃。大家都累了，不想说话，只听碗筷叮当响。他们吃着饭，门口不断有背着行李的老师进来。
第二天就开始学习。
全县的中小学教师，大约有500来人，都坐到了德党中学的礼堂里。这个礼堂也是饭堂，上面有主席台，是三面有墙的台子，台高一米左右。下面就是一个三合土的坝子，三面都没有墙，只是砖柱撑起一个长长的屋顶。德党中学的教师坐在最右边，然后依次是德党区、永康区、小勐统区、崇岗区、乌木龙区、大雪山区的教师。各个区都是整队入场的，每位教师都抬着一张学生椅。廖文刚注意到德党中学教师队伍里，有三个穿军装的，他们三人都坐在一起。廖文刚一眼就看出了，他们是沈孝增、周开俭、赵希扬。
主持会议的，是一个三十多岁的白面书生，头梳得溜光，一身黑色的中山服，斯文而略显傲慢。廖文刚问坐在旁边的赵文龙：“他是什么人？”赵文龙说：“叫林华章，是教育科坐办公室的，也是你们四川老乡。”只听他用四川话，有些拿腔拿调地说：“蔡科长和各中学的校长，宣传部的干部，都到临沧学习去了。你们的学习，就由我主持。”随后，他就讲这次学习的内容、要达到的目的，具体的办法和各阶段的安排。主要是学习报章杂志上关于文化大革命的文章，要人人检查，个个表态，大会和小会结合，以区为单位的小会为主。然后，他就读各种文件。他读累了，就叫坐在台上的另一个人读。这个人，四五十岁，江苏口音，颇难懂，穿着朴素。赵文龙告诉廖文刚，这个人也是教育科的办事员，大家都叫他老苏。赵文龙告诉廖文刚，教育科加上新调来的会计，一共四个人。
中间休息时，廖文刚跑到德党中学的队伍里，找到了三个转业军人。廖文刚说：“我们虽然几次见过面，但并不了解，我先自报家门，我叫廖文刚，我是解放军外语学院毕业的，现在在班卡完小当小学教师。”三位转业军人都站起来了，都是一米七五以上的高个子。穿海军服的，四十多岁，年纪最大，长得清瘦而文雅。他说：“我叫沈孝增，是北海舰队下来的，让我教高中语文。”那位和沈老师身材长得几乎一样但长得更白晰，也更显得活泼的，握着廖文刚的手说：“我叫周开俭，是总政文工团下来的，教语文，还兼上音乐课。”年轻健壮而朝气蓬勃的那位说：“我叫赵希扬，也是总政的，教体育课。”
廖文刚说：“太好了，我以后，要好好向三位首长学习。”沈孝增说：“都是战友、教师，不要再称首长了，你一个人在班卡，更艰苦，不容易。”廖文刚说：“我觉得好玩极了。背后石马山，耸入霄汉；旁边小黑河，波浪滔天；门口芒东河谷，睡雾如棉。”赵希扬说：“这个小鬼真不懂愁！”周开俭说：“这样好，愁闷也过一天，开心也过一天。愁有什么好。”沈孝增说：“以后进城就来找我们玩。战友，都教书，有缘。”廖文刚说：“我一定来。”
休息了一会儿，林华章又接着找文章来读，最后他说：“这次学习，每个区的教师为一个组。早上要出操，晚上要点名。人人要写思想总结，要清理混进教师队伍的地富反坏右分子，要清理叛徒、特务、要交待自己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罪行。县里教育、文化部门的负责人、中学校长都到临沧学习去了。小学的领导都是齐的，区由辅导员任组长，区完小校长任副组长。任何教师都不能请假，不能在外头住宿。”
赵文龙小声说：“管得够宽的。我又不是地主富农，家就在外头，为什么不能住？”
从下午开始，永康区的学习，就由李主任和杨校长主持。李主任，中等个子，身材单调，脸上没有多少血色，终日显得抑郁，说话慢条斯理的，生怕说错了一个字。杨校长，显得壮实些，经常笑盈盈的。说话，要开朗一些。赵文龙告诉廖文刚，他们两位都是地主出身。
什么样的讨论，廖文刚都积极发言。他讲自己的家史、联系自己的思想实际、谈自己的感受和认识。不过廖文刚虽然年纪轻，因为书看得多，《毛泽东选集》他通读了不只两遍，鲁迅的杂文他看了十来本，马克思和列宁的着作也看了一些。他的发言往往能使听众折服。他喜欢谈个人的看法，每次都声明，不一定对。他的发言使年轻人拍手称快，使老年人胆战心惊。
大会发言时，永康区都推荐廖文刚去。发言稿写好后，交给大会总负责人林华章看，并由他作了仔细修改。到大会发言的那天，这么一个全身军装年轻英俊的小伙子一站上台子，就吸引了全县五百多老师的目光。他讲话，口齿清晰，每个字都说得字正腔圆，让人听得清清楚楚；加上声音洪亮，感情激越，每个人的耳朵里，都充满了他的声音。更为重要的是，他的讲话引经据典、既有毛泽东的，又有马克思的，还有鲁迅的，而且引用得恰如其分，有极强的逻辑性，几乎句句掷地有声。他的发言博得了全场经久不息的掌声。从此，廖文刚，班卡的小廖，就刻进了永德县中小学教师的脑子里。
最后一个上午，林华章安排了几个老教师发言，谈自己的体会。其中有位教师，名叫董定忠。这位老师，年近花甲，头发斑白，身材矮胖。走上台时，手脚都在抖，他是照着稿子念的，一张写满了字的纸在他的手里就像风中的蝴蝶，扇动着翅膀，他在讲话中，可能是过于紧张，竟然几次说“要把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听众，开始是鸦雀无声，一会儿便人声鼎沸，林华章也许是“心不在焉”，可能并没注意董老师说的什么，只是大声喊“安静！安静！”下面有教师给林华章递去纸条，有人高呼：“不准地主分子放毒！”等到董定忠讲完话，林华章板起面孔批评递纸条的人：“大惊小怪。”下面如一石激起千层浪。中学教师队伍里有人大声说：“明明错了，怎么说群众是大惊小怪！”德党区有个教师站起来，高呼口号：“打倒地主分子董定忠！”一时间，口号声此起彼伏。许多老教师吓得浑身发抖。廖文刚虽然觉得董老师肯定是不小心把话说错了，说不上“放毒”，但主持人的态度却是不可容忍的，给大家纠正一下不就完了吗？不宜说群众“大惊小怪”。
林华章在台上目瞪口呆，不知所措。老舒才站起来，大喊：“各校的负责人留下，开会。散会！”永德中学的一群教师，愤愤不平，说：“给林华章贴大字报！”几位转业军人也很活跃，他们说：“真把群众当阿斗了。”有位教师，给人短小精悍的感觉，他对廖文刚说：“小廖，该放一炮才走！”有人介绍说，他叫何峨，是永德语文界的权威。廖文刚说：“行，我写底稿，你们给我抄成大字，贴出去。”于是拿出钢笔，从笔记本上撕下一张纸写道：
林华章的资产阶级立场应该批判
文化大革命汹涌澎湃，荡涤着社会的污泥浊水。董定忠竟然呼喊出了“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文化大革命”这样的反动口号，董定忠，人老嘴拙，是否故意，犹当别论；可是林华章，身为大会主持人，对这样的反动口号，不仅充耳不闻，反而说革命群众大惊小怪。这充分显示了林华章的资产阶级反动立场。必须彻底批判！林华章这样的人，哪有资格领导学习？
这时，谌老师来对廖文刚说：“走，我们一路，走路到永康，住一晚上再回去。”
廖文刚说：“行，何老师，我就写这些，还想加上什么，你们自己加，给我写成大字报，贴出去。”何峨说：“‘董定忠，人老嘴拙’，可以不要。”廖文刚说：“这是我的观点。要落我的名字，就要这些话。再说，董定忠只是一般教师，不是文化大革命整的对象。你看他上台讲话吓成那个样子，借给他二十四个胆子，他也不敢反对毛主席领导的文化大革命。”何老师说：“行，也行。”
廖文刚收拾好行李，和班卡、永康的教师，顺着大公路往永康赶。这条公路上，来往的汽车极少，下午，只有从镇康来的一辆客车，早已经开过去了。此外，就是偶然有一辆货车开过。一天之中，最多不过有三四辆汽车通过。返校的永康的教师们，都三五个一堆，七八个一群，摆着龙门阵向前赶。年轻教师，大多谈笑风生；老年教师，大多默默地埋头走路。永康的一个大个子、微黄脸的老师，快步走过来对廖文刚说：“小廖，讲得好！”廖文刚说：“夸奖了。老师贵姓？”旁边一个个子更高大的老师说：“他叫马云武，我叫徐仕昌。”廖文刚说：“马老师，徐老师，见笑了！”徐老师附着廖文刚耳朵说：“小伙子，要三思，反右时，所有大会发言的人，都成了右派。”廖文刚说：“每个人有一个脑袋，每个人有一张嘴巴，箭在弦上，不得不发，我可不管那么多。”马云武走上两步，握着廖文刚的手说：“英雄所见略同！敢说话的人多起来了，就用不着前怕狼后怕虎了。”走在旁边的一个年轻女老师说：“你是武，当然不怕，老徐是仕，当然怕了！”徐老师说：“董开芳老师，你怕不怕？”“我怕什么！”她笑着往前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