薛国观赐死
正月时，曾经担任大学士的薛国观上奏为自己辩护，声称遭到了袁恺的诬陷弹劾，这背后其实是礼部主事吴昌时的主意，但皇帝并未采纳他的申诉。到了八月，薛国观被赐死，并抄没了他的家产。
薛国观性情偏狭苛刻，因受到温体仁的推荐，从佥宪职位迅速晋升到内阁任职，企图通过巴结皇帝巩固自己的地位。当时，皇帝忧虑财政匮乏，薛国观便引导皇帝向外寻求资金支持，他表示对外可以通过动员乡绅筹集资金，这个由他们大臣来做，而对内则依靠皇亲国戚筹集资金，这个需要请皇帝亲自去做。他微妙地以勋贵李武清为例子，并促使皇帝秘密给李武清下旨筹集四十万两白银。李氏一族为此几乎变卖了所有家产，然而追缴款项的任务仍未停止，这让皇亲国戚人人自危。恰逢皇子生病，众人纷纷说九莲菩萨显灵，说这是因为皇帝对皇亲国戚过于苛刻而导致子孙不旺，这让皇帝深感后悔和恐惧。薛国观又因触怒太监王化民，最终导致失势。
皇帝下令处决了中书舍人王升彦，并抄没了他的家产。起初，薛国观因王升彦涉嫌受贿而罢免了他的官职，并密切关注着他的动向，待王升彦一出现，薛国观便命人将其逮捕并投入监狱。王升彦是吴昌时的外甥，在临刑前大声喊道，这一切都是他舅父吴昌时所为，如果他再多说什么，可能会连累到整个家族。因此，薛国观的罪行虽然是被东厂揭发出来，但众人普遍认为吴昌时实际上才是揭开薛国观罪行的关键人物。
自从皇帝登基以来，他曾下令处死了经略袁崇焕、庶吉士郑鄤、总督杨一鹏、总理熊文灿以及兵部尚书陈新甲，并赐死宰相薛国观与周延儒，可以说皇帝在处理政务上表现出了果断英明的一面。
薛国观身为朝廷重臣，却不以正当的方式辅佐皇帝，反而通过搜刮财产来向皇帝进言，最终害人害己。至于李武清虽富有，也应该适度征收三四万两白银，而薛国观却要求其缴纳十倍之数，这是否过于苛刻呢？更何况李武清已经变卖所有家产，还继续追缴，这样的做法难免会引发人们对皇帝不够仁慈的议论。
召周延儒
辛巳年（公元1641年）四月，朝廷召回前任大学士周延儒、张至发和贺逢圣入朝，但张至发推辞未出，贺逢圣不久后因病返回老家，唯有周延儒接受了朝廷的召唤。当初，周延儒被罢免后，丹阳监生贺顺和虞城侯家共同筹集资金，希望通过太监等渠道，寻找机会让周延儒重新担任宰相，这时周延儒得以被重新启用，其中主事吴昌时发挥了重要作用，周延儒对他非常感激。
周延儒第二次被召回朝廷时，他的儿子周奕封梦见已故的母亲吴氏披头散发悲伤哭泣，警告他说父亲千万不可赴京，如果赴京必将遭遇灾祸。周奕封醒来后将这个梦境告诉了周延儒，但周延儒并未听从。后来，正如梦境所示，周延儒确实遭遇了不幸。唉！相比之下，张至发选择不出仕的做法显得多么明智啊！
同年冬天十月，朝廷特别设置了选拔具有卓越谋略和英勇才能的“裕国足奇谋异勇科”，并向朝臣传达了广泛征求和征召人才的旨意，表明皇帝决心打破常规、多方寻求贤才。然而，征召的宰相中周延儒并非合适人选，而在广征人才的举措下却没有涌现出预期中的奇才异能之士，这不是君主辜负了臣子，而是臣子辜负了君主的期望啊。
幸学
辛巳年（公元1641年）的八月十九日，皇帝完成了在学校主持的奠礼之后，步行至东西两侧的廊庑，仔细查看了历代儒家先贤的牌位，随后召见了礼部侍郎王锡衮、蒋德璟以及司成南居仁三位大臣，对他们说道：“宋代的周敦颐、程颢、张载、朱熹、邵雍六位儒家大师对儒家思想贡献巨大，在圣贤传承中作用尤为突出。如今他们被称为‘先儒’，位列于汉唐诸多儒家学者之下，这样的礼遇显然不足以彰显他们的崇高地位。你们礼部应当会同詹翰等官员商议如何进一步尊崇这六位大师。”并且，皇帝要求他们不仅要提升这六位儒家大师的地位，还需督促饱学大臣整理编纂他们的经典格言，使之成为弘扬圣贤教诲的重要着作。同年九月，朝廷展开了对六子着作的搜集工作，并开设馆舍着手编纂。然而，关于如何进一步尊崇六位大师的位号，朝廷内部出现了多份奏章讨论此事。孔尚则指出，鉴于朝廷正处于多事之秋，此事未能立刻做出决定，因此未能立即执行相关尊崇措施。孔尚则，孔子的第六十四代孙，崇祯庚辰年进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