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初征破敌
傅尔丹在康熙年间初涉军旅生涯，便展现出了非凡的军事才能与胆略。康熙三十年（1691年），他承袭了三等公的爵位，并开始担任佐领职务。随着时间推移，傅尔丹的官职不断晋升，至康熙三十八年（1699年），被授予散秩大臣之职，成为朝中重要的军事官员。
康熙四十二年（1703年），在康熙帝西巡期间，发生了一件令人难忘的事件。当康熙帝驻跸于祁县郑家庄时，行宫前正在进行一场骑射检阅活动。突然，一匹受到惊吓的马失控冲向了康熙的御驾，场面一度十分紧张。在这紧急关头，傅尔丹毫不犹豫地挺身而出，迅速控制住了那匹狂躁的马匹，避免了一场潜在的危险。康熙帝对此深感欣慰，并当场嘉奖了傅尔丹，赏赐他貂皮褂一件，以示恩宠。
此后，傅尔丹的仕途更加顺利，康熙四十三年（1704年）被任命为正蓝旗蒙古都统。随着职位的提升，傅尔丹在军事领域的影响力也越来越大。到了康熙四十七年（1708年），他又被调任为正白旗蒙古都统。
在康熙四十八年（1709年），傅尔丹更是被授予了领侍卫内大臣这一要职，显示出他在皇室心中的重要地位。不过，在康熙五十四年（1715年），由于某些原因，傅尔丹暂时离开了这个职位，被派遣率领土默特士兵前往乌兰固木等地进行屯田作业。但很快，到了康熙五十六年（1717年），他又重新回到了领侍卫内大臣的位置。
随着噶尔丹势力的扩张，清廷决定采取行动。康熙五十七年（1718年），傅尔丹被封为振武将军，负责北路的进攻，驻扎在阿尔泰地区。他与靖逆将军富宁安一道，准备从两个方向对噶尔丹势力实施打击。傅尔丹提议与富宁安分路进军，并计划在额尔齐斯河附近会合。然而，由于策妄阿拉布坦的使者前来请求议和，清廷命令傅尔丹暂停军事行动，改为加强防御。
到了康熙五十八年（1719年），傅尔丹根据实际情况提出了在察罕廋尔筑城的建议，得到了康熙帝的认可。随后，他着手筹备军事部署，以确保新筑之城的安全与战略价值。
最终，在康熙五十九年（1720年），傅尔丹指挥八千精兵自布拉罕出发，一路攻城拔寨，抵达格尔额尔格。在那里，他与准噶尔军队正面交锋，大败对方，并俘虏了包括宰桑贝坤在内的众多敌人。此外，傅尔丹还成功摧毁了准军在乌兰呼济尔的粮草供应线，极大地削弱了敌方的战斗能力。在取得这一系列胜利之后，傅尔丹率部凯旋而归。
二、防卫西北
在雍正年间，西北边疆的局势动荡不安，成为清朝统治者亟需解决的一大难题。雍正七年（1729年），面对准噶尔部噶尔丹策零的频繁侵扰，清朝内部对于是否出兵西北产生了分歧。大学士朱轼、左都御史沈近思以及副都统达福等人认为时机尚未成熟，不宜轻举妄动。然而，大学士张廷玉则坚决主张对西北用兵，以维护国家统一和边疆安宁。最终，雍正帝采纳了张廷玉的意见，决定再次出师西征。
为了这次西征，雍正帝进行了周密的部署。他任命傅尔丹为靖边大将军，负责北路进军；同时，征调了包括京师八旗兵、车骑营兵以及奉天等地的军队，共计数万之众，形成了强大的军事力量。此外，他还任命了多位将领作为副将军和参赞大臣，分别负责不同兵种的指挥和协调。这些将领各怀绝技，有的擅长骑射，有的精通兵法，共同构成了清朝西征军的坚强领导核心。
在出征前，雍正帝亲自到南苑检阅车骑营兵，并在太和殿举行了隆重的授钺之礼，将象征军事指挥权的钺授予傅尔丹。同时，他还赐给傅尔丹御用朝珠、黄带、紫辔等珍贵物品，以及白金五千两作为军费，并加封其为少保，以示恩宠和信任。傅尔丹率领大军驻守在阿尔泰地区，严阵以待，准备迎击噶尔丹策零的军队。
然而，就在清朝大军整装待发之际，噶尔丹策零却突然上表请求擒拿青海叛将罗卜藏丹津献给清廷。这一举动让雍正帝陷入了沉思。他深知噶尔丹策零此举可能是为了缓和与清朝的紧张关系，或者是为了争取更多的时间和空间来准备应对清朝的进攻。因此，雍正帝决定暂时搁置西征计划，命噶尔丹策零暂缓进兵，并召其与岳钟琪一同到京师商议军事。
经过一段时间的商议和谈判，雍正帝对西北局势有了更深入的了解和把握。他意识到，要想彻底解决西北边疆问题，必须采取更加灵活和务实的策略。因此，在遣噶尔丹策零回到军中后，雍正帝继续加强了对西北边疆的防御和治理，同时积极寻求与准噶尔部的和平共处之道。
三、再征失利
雍正九年（1731年），傅尔丹再度肩负起了保卫边疆的重任。这一年，他向朝廷提出在科布多筑城的建议，以巩固西北防线。雍正帝听取了他的意见，允许在科布多筑城。五月，傅尔丹率领部队抵达科布多，开始了新的防御布局。
就在这个时候，噶尔丹策零派出了部下嗒苏尔海丹巴潜入清军营地，意图通过散布虚假信息来误导傅尔丹。海丹巴声称噶尔丹策零已经派出三万大军，分别由大策凌敦多布和小策凌敦多布率领，意图侵犯北路。他还透露，小策凌敦多布已经到达察罕哈达，而大策凌敦多布则因故尚未赶到。傅尔丹听信了这些情报，认为这是一个先发制人的良机，于是决定趁着敌军尚未完全集结之前发动攻势。
六月，傅尔丹指挥大军沿科布多河向西挺进。他安排素图和岱豪作为先锋部队，定寿等带领第一梯队，马尔萨等带领第二梯队，自己则率主力部队跟随其后。同时，他命令陈泰屯兵科布多河以东，以切断准军的退路。
随着清军深入敌境，他们在途中捕获了一些准噶尔士兵，得知距离察罕哈达只有三天的路程，且当地的准噶尔兵力仅有千人，并且没有设防。傅尔丹认为这是绝佳的战机，于是命令部队趁着夜色快速推进。然而，几天过去了，清军并没有发现任何准噶尔部队的踪迹。直到后来，他们抓获了准军的间谍，才得知有两千准军驻扎在博克托岭。
傅尔丹随即派遣素图、岱豪带领三千人马前去攻打。然而，准军早已设下圈套，故意引诱清军深入，并在山谷中埋伏了两万兵力。当定寿率领的第一梯队抵达库列图岭时，与准军发生了激战。随后，傅尔丹的大军也赶到，但面对准军的伏兵，战斗并没有取得预期的效果。
形势愈发严峻，傅尔丹不得不改变策略，命令部队撤往和通呼尔哈诺尔。此时，天气变得恶劣，清军陷入困境，遭到准军的包围。傅尔丹派遣部队试图突破包围，其中塔尔岱成功突围，而承保也被派去救援定寿。直到傍晚时分，定寿才得以突围，但清军已经遭受了重大损失。
紧接着，准军对清军的大营发起了猛烈的攻击，傅尔丹的部队再次受挫，许多将领不幸战死。面对不利的局面，傅尔丹被迫放弃了科布多，率部撤退至察罕廋尔。意识到事态严重，傅尔丹上书请求治罪。雍正帝闻讯后，虽然对傅尔丹的失利感到失望，但仍任命他继续协助处理军务，并委派锡保接任靖边大将军一职，希望能够在接下来的战斗中扭转局势。
四、兵败下狱
雍正十年（1732年），对于傅尔丹来说是一个艰难的转折点。这一年七月，准噶尔大军入侵乌逊珠勒，威胁到了清朝的边疆安全。锡保作为当时的靖边大将军，命令傅尔丹率领三千兵马前去抵御准噶尔的进攻。然而，由于兵力悬殊以及战术上的失误，傅尔丹的部队未能抵挡住敌军的强大攻势，最终遭遇了失败。
锡保得知这一消息后，立即上书朝廷，弹劾傅尔丹在此次战役中的失职行为。雍正帝对这一事件高度重视，认为傅尔丹未能履行好自己的职责，导致了军事上的失利。因此，雍正帝下令剥夺了傅尔丹领侍卫内大臣和振武将军的职位，并且取消了他的三等公爵位，以此作为对他兵败的责任追究。
然而，雍正帝并未完全放弃傅尔丹。雍正十一年（1733年），锡保再次上疏弹劾傅尔丹，但雍正帝了解到傅尔丹在之前的战役中之所以失利，主要是因为兵力不足所致。考虑到这一点，雍正帝决定给予傅尔丹一次改过自新的机会，命令他留在军中继续效力，希望通过这种方式让傅尔丹有机会弥补之前的过失。
然而，命运似乎并未打算轻易放过傅尔丹。雍正十三年（1735年），一起涉及军饷侵吞的丑闻浮出水面，而这件案件直接牵扯到了傅尔丹。面对如此严重的指控，雍正帝命令侍郎海望将傅尔丹逮捕，并押解至京师接受审讯。在审讯过程中，傅尔丹不仅被指控参与了贪污军饷的行为，还被追责之前在和通呼尔哈诺尔以及乌逊珠勒战役中的失机之罪。根据当时的法律，大臣们一致认为傅尔丹应当被判处死刑。
就在判决即将下达之际，雍正帝不幸驾崩，乾隆帝登基。乾隆帝考虑到傅尔丹过往的贡献及其在清军中的地位，决定不立即执行死刑，而是将其改为“斩监候”，即暂缓执行死刑，等待进一步的裁决。
五、起复终卒
乾隆四年（1739年），傅尔丹的命运迎来了转机。这一年，他与另一位着名将领岳钟琪一同被释放出狱，标志着二人终于摆脱了长期的囹圄生活。这次释放不仅是对他们过去错误的一种宽恕，也是对他们未来贡献的一种期待。
乾隆十三年（1748年），清廷面临了一个新的挑战——讨伐大金川的战争陷入了僵局。面对久攻不下的局面，朝廷急需有经验的老将出马。正是在这种背景下，傅尔丹再次被委以重任。他被授予内大臣、护军统领的职位，并被派遣前往前线作战。与此同时，他还被临时任命为川陕总督，与岳钟琪共同负责指挥军队。
大学士傅恒亲自前往金川担任经略，他在上奏中提到，尽管傅尔丹年事已高，但他对管理满洲兵有着丰富的经验和独到的见解。基于这一点，傅恒请求乾隆帝允许傅尔丹专注于处理大营的核心事务，以便更好地发挥其优势。乾隆帝同意了这一建议，任命傅尔丹为参赞，进一步凸显了他对傅尔丹的信任与倚重。
乾隆十四年（1749年），随着傅尔丹的努力和其他将领的配合，大金川的战事终于取得了进展。战争结束后，傅尔丹被任命为黑龙江将军，这是一项重要的边疆职务，表明他在晚年仍然承担着维护国家安全的重大责任。
乾隆十七年（1752年），傅尔丹走完了自己辉煌而又曲折的一生，享年七十二岁。清廷为了表彰他一生为国家做出的贡献，特赐祭葬，并追赠谥号“温悫”，以纪念这位忠诚而勇敢的将领。
结语
综上所述，傅尔丹作为清代的重要将领之一，不仅以其卓越的军事才能为国家立下了汗马功劳，更以其高尚的人格魅力赢得了后世的敬仰。他的一生，既是个人奋斗的传奇，也是那个时代风云变幻的真实写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