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x年，我二（戴望舒）
还是我来吧。也该到我了。虽然这一段我本来最好能忽略掉的。可是却也忽略不了。
我始终记得那天，黄浦江边，我在船上，她在岸上。绛年挥着她的小手，眼里有泪。真的有泪，我看到了的。后来，到法国一段时间后，一直到我从巴黎前往里昂之前，我才想到鳄鱼。尽管这个联想按理没法放到一个女孩子身上。可是我偏偏总是想到这个。奇也怪哉。
在轮船的汽笛声里，我把纸片折了一下，折成个小飞机，使劲向她扔去。越是使劲，越是到不了地方。这是我后来才想到的。当时她张开小胳膊（其实挺细长的，而且有一种恰到好处的美人胳膊之美，恰到好处产生美感的那种），向那纸片追去，伸出小手（解释同上），让纸片的飞机在小手边上滑翔，然后飘过，然后漂着，漂在江水里。我看见她的嘴唇，那晶耀的嘴唇，张了开来。可我自然听不见是什么从那里边出来的，就象她看不见我的纸片上写着什么一样。
我的纸片后来成了一个谜，引起了各方面的各种猜测和解读。我不去揭开谜底了，因为它已经漂着，沉下去了。有人说，我写在那上面的就是我那首叫《林下的小语》的诗。就算是吧。至少有点接近。我真的是这么写的，就是这首诗：
“追随你到世界的尽头，”\/你固执地这样说着吗？\/你在戏谑吧！你去追平原的天风吧！\/我呢，我是比天风更轻，更轻，\/是你永远追随不到的。
追随你到世界的尽头，这里面的“你”曾经写的是“我”。我改过来改过去。到最后，我甚至不知道是谁追谁了。其实我是知道的，但我不想再知道。不想知道，却又知道，那才叫一个痛苦。
事实是，到了巴黎，我的感觉就是自己走了一个大大的抛物线，被大大地抛了出去。有很多只手，是很多只手一起抛的。它们都是用语言抛的。会说话的。有一只手说：徐志摩李金发戴望舒所代表的新月派象征派现代派不属于这个世界，它们都到月球上星球上宇宙上去了。有一只手甚至是鲁迅的。这些手我后来都忘记了，因为后来我也一直尝试着回到地球上去（前提当然是，假如我真的到其它星球上去过了）。其实我写过赤色泣泪的《断指》，我写过国色悲壮的《我用残损的手掌》，这些被那些人视为自我突破的诗，被认为可以让我和世界忘记雨巷的诗，甚至被那些人称为伟大。可是，后来我知道了，世界不仅仅有悲壮，不仅仅有伟大，也有缠绵到永远的雨巷。还是雨巷。到头来，几十年后，我还是雨巷诗人。那时候，那么多的抛物抛我的手，惟那只来自雨巷的手最让我痛得长久。一直的。直到我感觉不到痛的今天。
一开始，我一时进不了里昂的中法大学，因为我没有进过北京的中法大学。我在巴黎塞纳河边逛着，成天地逛着，在书摊里，在书堆里。我在巴黎的书堆里，活在我崇拜的那些印象派大师的人群中，波德莱尔，耶麦，还有很多。我翻译过他们的不少首诗。一半的我活在塞纳河边的书堆里，另一半的我活在中国，上海。《现代》杂志在那里诞生了，主编施蛰存规定我是主要撰稿人。《诗论零札》在那上面发表了。蛰存说反响很大。我的第二本诗集《望舒草》在上海出版了。蛰存说反响更大。我被越来越多的人称为徐志摩之后的诗坛老大了。活在中国的那一半我里面，当然更多地是浸泡在她的酒坛子里的，那个橄榄味的酒坛子。
于是我写下了被另一些评论家评为之最，评为走出雨巷的新生的诗。比如《我底记忆》。我只能写记忆了。因为我只有记忆了。只不过，跟别人的记忆不一样，我的记忆是一个活物，是在我的眼前走着跑着跳着睡着的：
我的记忆是忠实于我的，\/忠实甚于我最好的友人。\/它生存在燃着的烟卷上，\/它生存在绘着百合花的笔杆上，\/它生存在破旧的粉盒上，\/它生存在颓垣的木莓上，它生存在喝了一半的酒瓶上。\/\/它是琐琐地永远不肯休止的，\/除非我凄凄地哭了，\/或是沉沉地睡了，\/但是我永远不讨厌它，\/因为它是忠实于我的。
于是我又被国内那些个“家”们评为中国首位拟人化大师。其实不是我去拟人，而是它本来就不是人。它的哭，它哭了又睡，却都是为了我。
忠实于我的，除了记忆，再就是寂寞。尤其是那首被许多人称颂的《印象》：
是飘落到深谷去的\/幽微的铃声吧\/是航到烟水去的\/小小的渔船吧\/如果是青色的珍珠\/它早已坠入古井的暗水中\/林梢的颓唐的残阳\/它轻轻地敛去了\/跟着的浅浅的微笑\/从一个寂寞的地方起来的\/迢遥的，寂寞的呜咽\/又徐徐地回到寂寞的地方
经法国诗人马尔洛推荐，我终于进了那用庚子赔款建的里昂中法大学。我知道，去了我这个“母校”。我凑巧地读到过中国当代一篇相关报导：昨天参观了里昂中法学院。1921年创立的里昂中法学院原名中法大学，曾于1946年停办，在25年的历史中，一些留学生如蔡元培、戴望舒等归国后作出巨大贡献。可能还不止是知道。中国报导居然说我作出了巨大贡献，而且，是“巨大”的，而且，跟曾经如日中天的蔡元培并列。哈，这可是出了雨巷诗人的意外了。
可是不好意思。我很少走进那个建在山丘上的城堡。我称它为城堡。因为我不喜欢被关在哪里。我生活在太多的阴暗里，所以我反对阴暗。我完全没有去上过那里的课。我从巴黎走到里昂，其实是从一堆书摊走到另一堆书摊。后来我还走到了西班牙的书摊，马德里的，巴塞罗那的，塞维利亚的。我没有坐到课堂里去的兴趣，完全没有。
原因如下：在离开巴黎前，我见到了文章兄，然后跟文章兄一起喝了一杯咖啡，或者几杯。他惊呼着：你还不知道？全世界也许就你不知道了！我一口喝掉了一杯咖啡，叫着跑堂。他说我的雨巷，那位施绛年，成天跟一个销售冰箱的年轻人同进同出，还手挽着手，还肩靠着肩。他还说，这个过程从我刚离开上海时就开始了。用上海话说，叫我前脚刚刚走。就开始了。一个卖冰箱的？我叫了起来。我好象并没有叫出声音来，我叫出来的只是：你胡说。我又喝掉了一杯咖啡。又叫了一次跑堂。
然后我又听到了同样的“胡说”，而且是从好几个、互相之间不一定认识的人的嘴里。
于是，我人到了里昂，心没有到那里。我进了学校报了到，那却是我最后一次走进这个学校（除了通知我被开除的最后之后那次）。我还剩下什么？除了记忆和寂寞，我什么也没有了。书摊还是那些书摊，可我翻着的书，无论是发黄的，还是散发着新的香味的，都只是被翻着，然后被放回去。我并不知道我翻的都是什么书。只知道我翻过书。
我也不再写信了。谁都不写，不给绛年写，也不给她的哥哥我最好的发小写。
我也很少写诗或者其它什么东西，尽管蛰存一直在鼓励我，逼我，他在给我的信里说：有一个小刊物说你以《现代》为大本营，提倡象征派，以至目下的新诗都是模仿你的。我想你不该自弃，徐志摩而后，你是有希望成为中国大诗人的。可是我不想写，没有心情。诗人不诗人，大与不大，跟我又有什么关系？不过，我翻译了很多，我一直在翻译，法国人写的诗，西班牙人写的诗。我挺喜欢西班牙现代文学的，西班牙语是我自学的。我还会时不时地热血一番，在巴黎、里昂和马德里，我都参加过当地民众反法西斯的游行。有朋友说，这其实才是我被中法大学开除的主要原因。其实我参加游行，一部分是为了泄愤，另一部分也是为了泄愤。我有许多愤，有的我知道是从哪里来的，有的或许并不知道，或许就是那寂寞的共生物吧。
然后我却不走了。中法大学校方命我三天之内离开法国，因为我根本没有去上过课。我却又在法国混了半年。真的是混。因为我的魂不在这里。哪里都不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