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十五章 民族忠魂
赵苞与岳飞都以复兴中华民族为己任，精忠报国，英勇奋战，谱写了一曲曲可歌可泣的爱国主义英雄诗篇。但是曾炩觉得，他们都没有摆脱封建主义的历史局限性，最终都没能彻底挽救其所处封建王朝的覆灭。这是和他们所处的时代与社会背景分不开的。
不同的是，赵苞生活在东汉末期，岳飞生活在北宋末期，虽然这时期的两个朝代是处于风雨飘摇，苟延残喘的时期，但时间上相差了近一千年。赵苞抗击的是鲜卑族，岳飞抗击的是女真族。
岳飞在抗击金国侵略的战争中，在爱华山、牛头山、朱仙镇屡败金兵，扭转了长期被动的战局，当岳飞正欲挥军北上，驱除鞑虏迎取二帝的关键时刻，却因投降派秦桧等奸贼矫诏被迫班师，并被以“莫须有”的罪名惨死风波亭，未能完成恢复中原的事业。而南宋偏安小朝廷也从此一蹶不振，直至被元忽必烈灭亡。
岳飞（1103年—1142年），字鹏举。河南汤阴人。他出生在一个贫苦农民家庭，从小爱读《春秋》、《孙吴兵法》等，又师从当代著名侠隐周侗。1123年20岁应征入伍，三年后，在赵杨所部任秉义郎，1129年，岳飞率军收复建康，名声大振，岳家军逐渐成为南宋抗金力量的中流砥柱。1133年，岳飞收复襄阳、郢、随、唐、邓、信阳六州，使南宋王朝扭转了被动局面，从此可以东援淮西，西联川陕，南屏湖广，北图中原。1140年，金兵再次大举南侵，岳飞率军与金军在郾城遭遇，大败金兵，金兀术狼狈逃窜，岳家军乘胜追击至开封附近的朱仙镇，准备与金军展开最后的决战，正在这紧要关头，却被宋高宗和秦桧连下十二道金牌，被迫退兵。被解除兵权的岳飞，进一步遭到秦桧的陷害，与子岳云、婿张宪等惨死风波亭，年仅39岁。岳飞的死，也使整个南宋抗金事业半途而废。
出师未捷身先死，长使英雄泪满襟。岳飞是一位气吞山河的民族英雄，他一生戎马征战，精忠报国，为后世留下了极为宝贵的精神财富。岳飞以一首《满江红·怒发冲冠》为自己的一生作了高度概括：
怒发冲冠，凭栏处、潇潇雨歇。抬望眼、仰天长啸，壮怀激烈。三十功名尘与土，八千里路云和月。莫等闲，白了少年头，空悲切。
靖康耻，犹未雪；臣子恨，何时灭。驾长车踏破、贺兰山缺。壮志饥餐胡虏肉，笑谈渴饮匈奴血。待从头、收拾旧山河，朝天阙。
可以说，在我国古代诗词中，行伍出身的岳飞这首《满江红》引无数文人竞折腰，它气势磅礴，气壮山河，社会影响深远，有着鼓舞整个民族斗志的豪情和力量。
赵苞（？—178年），东汉官吏。字威豪，甘陵东武城（今山东武城西）人。从兄宦官赵忠为十常侍之一，他深以为耻辱，不与往来。举孝廉。初仕州郡。熹平末，升任辽西太守。其驻扎之地便是在汉代号称“天下第一关”的阳乐郡。赵苞就任后，修缮域防，训练士卒，开垦土地，一时间，北方少数民族不敢轻易入犯。
阳乐郡，位于高丘之上，易守难攻。何况，还有能征惯战的汉军。在辽西大凌河、小凌河一带，赵苞可以看到，草原上四处游荡着鲜卑人，他们进入辽西的丘陵地带，像风一样出现，像楔子一样，时常会隔断辽东与中原。
按东汉的习俗，地方官到任的第二年就可以接家属来住。赵苞上任第二年，便赶紧派人到山东老家去接老母和妻子。那年的十二月，一家老小到了离阳乐不远的柳城（属今朝阳市）境内，被侵入长城以南的鲜卑骑兵俘获。
鲜卑酋长听说赵苞是著名孝子，就把赵苞母亲、妻子做人质，“载以击郡”，去攻打阳乐城。
赵苞率两万兵出城与鲜卑人对阵。鲜卑人押解赵苞的母亲、妻子到阵前，威胁赵苞母亲向儿子喊话劝降。威风凛凛的赵苞，一见到母亲被绑忍不住一阵啼哭，突然大声喊：“妈—我没出息，本来想当官挣点俸禄孝敬您，想不到却给您老人家惹了祸。我现在是国家的官员，守土有责，不能只顾母子私情而坏了忠义。为了保卫国家，我万死不辞！”
那位脖子上架满利刃的汉族母亲大声回喊：“威豪（赵苞的字）！每个人有自已的命运。不能因为母子私情而坏了忠义节操。你努力吧！”母亲话音刚落，赵苞就下令进攻。鲜卑酋长原以为赵苞这个孝子会为了使母亲活命而投降的，没有打仗的准备。经赵苞率军冲杀，鲜卑人阵脚顿时大乱，残兵败将一路退到燕山以北。鲜卑酋长在溃逃的路上，杀了赵苞的母亲和妻子。
孝子赵苞胜利回师。他将母亲、妻子的尸体装殓在棺柩里，泣血祭奠，之后向朝廷上奏本章，乞求允准自己护送母妻棺柩归葬故里祖坟。汉灵帝派使臣前来吊唁，并下圣旨封赵苞为隃侯（隃，音隃，地名，在今清河附近）。
赵苞回乡办完丧事，对乡亲们说：“吃俸禄的官员如果因为私利而逃避职守不算忠，牺牲母亲而保全忠义节操不算孝。在忠孝不能两全的情况下，母亲为我而死，我感到非常惭愧，还有什么面目活在人间呢？”不几天，赵苞呕血而死。
在汉代，忠孝问题的意义与在今天很不同。今天的读者或许会要联想到“恐怖主义”或“民族大义”之类，但这两样，在那时都不存在。而重要的，是母亲被劫一事。古代，“孝”在价值观中的地位数一数二，陷父母于危境，甚至死亡，是不能考虑的事情。
类似的难题经常发生，尽管不都如赵苞的处境那样极端。君权与父权，忠与孝，家与国，难道是天生的冤家？楚国直躬的父亲偷别人的羊，直躬去告发。孔子认为这样不是正直，而“父为子隐，子为父隐”，才算正直。强调君权的韩非子不同意孔子，他还看到了孝与忠的不可调和，说“君之直臣，父之暴子也”，而“父之孝子，君之背臣也”。后世则有人说，在家为慈父孝子，在国必为贪官污吏，――你把公家的东西都搬到家里来，算不算一种孝顺呢？该怎样协调这些关系？
在春秋时代，家是高于国的。著名的管仲，一打仗就当逃兵，这样的行为也能得到原谅，因为，按鲍叔牙的解释，管仲不是胆怯，而是家有老母。伍子胥过昭关，借吴兵以伐父母之邦，来报私仇，当时的人觉得他是正当的，司马迁还赞扬他“弃小义，雪大耻，名垂于后世”。
秦汉以后，天平越来越往君权的方向倾斜。“忠”的概念发生了变化。以前，“忠”的意义广泛，后来只指对皇帝及其家族的忠诚；以前是君使臣以礼、臣事君以忠，包含双方的义务关系，后来变成单向的“君要臣死，臣不得不死”。孝呢？汉人编了一本《孝经》，在里面，什么都成了孝，“孝者所以事君也”，“事君不忠，非孝也”。――这本书应该叫《忠经》才对。同样是汉人编的《礼记》，讲打仗不勇敢就是不孝。打仗勇敢固然很好，但这和孝有什么关系？――这是汉人在设法模糊忠与孝的冲突。
但这种冲突毕竟没办法给全抹掉。一方面，君主的统治是仿照父权建立起来的，把父权否认光了，君权何所依傍？另一方面，个人生活，家庭关系，都是如此强大的事实，怎能视而不见？所以赵苞的处境，依然没有一种两全的出路。刘邦说“幸分我一杯羹”，在汉代给吹捧为“不以父命废王命”。但刘邦是皇帝，赵苞不是，怎么敢那么说？
宋代的哲学家程颐，给赵苞出了个主意，说他可以先辞掉辽西太守，再以私人身份去鲜卑人那里赎回母亲。这个主意在实际中全不可行，而且也没有触到问题的实质。――不妨看另一个更鲜明的命题：假设君王与父亲都得了一种重病，而只有一丸药，只能救一人，那么，该救谁呢？
这个问题是曹丕提出来的。程颐肯定知道这个命题，但没有回答过。
忠孝冲突，揪扯了好几千年。孝，以及与之对应的宗法结构，是古代唯一能平衡中央集权的东西，但当君权越来越强大，“忠”越来越被强调时，与之颉颃的“孝”，也越来越添进些可怕的内容，――割大腿肉来给父母治病，这样的人，到唐代已至少有三十多位，到后世则更有刺心截肠、剔肝抠眼等等，十分恐怖。为什么会走到这样的极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