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1970年12月参军，在部队服役15年，1984年志愿兵转业安置到市殡仪馆上班，不料遭到家人的一直反对，但是我觉得这工作最起码是事业编，然后就去上班了，然而没多久，父母妻儿却都喜形于色。
我已退休多年，回想起自己从入伍到转业安置的经历，觉得蛮有意思。
1951年的春节刚过，原阳县紧靠黄河滩地的一个小村庄，一个有3男1女4个孩子的家庭里，一个男孩子降生了，这个男孩就是我。父母靠着给生产队种水稻、小麦，养活了我们一家人。
15岁后，上完初中的我就不想上学了，和村里一帮半大的孩子，不是下河摸鱼，就是东跑西跑，家里有哥哥们，基本上不让我用活，我倒也自在。
17岁那年的夏天，我的一个群小伙伴到黄河里，一个猛子下去就再也没有出来，后来还是村里的大人们捞上来的。出事那天，我陪着母亲回姥姥家走亲戚去了。事情过后，母亲把我看得死死的，总怕我跟着人瞎混出事。
我19岁那年，也就是1970年的12月，兰州一个部队到我们县征兵，父母一商量，干脆让我去当兵吧。
但是，他们的这个想法马上遭到邻居们的非议，人们说，这两年我国同苏军一直打仗，春天的珍宝岛战争过去还没多久，不建议我去当兵，受当时村里人思想影响，我们公社适龄的青年人家长，大都不愿让孩子报名参军。
然而，我的父亲却极力支持我当兵，他说中国那么大，部队那么多，哪能轮到咱们。退一步说，即便是战争来临，当不当兵不都下场一样吗？
父亲说这话，让我想起来父亲常说的抗日战争。1938年春节刚过不久，一支日军部队到了当时的阳武、原武两县，也就是现在的原阳县。父亲的爷爷那一辈的人，拿起锄头、土枪到处参加抗日游击队袭扰日军，爷爷在一次战斗中牺牲。
国仇家恨，使父亲他们这一代人有着深深的家国情怀！
然而，当兵报上名容易，我的体检却遇到了点麻烦。说来也怪，我并没有上几年学，但却是个近视眼，那时候我还要戴近视眼镜的，右眼是0.8，左眼是0.7。
为了应对体检，后来在公社卫生院检查视力的时，我故意让一个兄弟在旁边和医生说话，干扰其注意力。医生检查我右眼，我就用左手挡住左眼，但挡眼睛的手指缝并没合严，然后交替进行，在哥们的掩护下我侥幸通过了视力检查，后来我常开玩笑，说我是两个眼睛1.5的视力当上兵的。
然而，说来很奇怪，到部队后，我一天眼镜都没戴过，视力却莫名其妙就正常了。到部队后，我们那时候非常重视部队的教育学习，一上课就是开会，读报纸，人人汇报思想，叫思想交锋。班里开会班长让人记录会议上大家的发言，找来找去最后竟然让我去记录。
说实话，我并不想干这动笔动脑挠头的活，但班长确实找不到文笔凑合的人。当时班里有的战士说是小学或初中毕业生，但有的连自己的名字也不会写，有的一分钟写不出一个字，有的写出的字比树枝还生硬，我还算正规的初中生，语言文字通顺些。
没想到，时间一长，连里有的会议，如军人委员会、政治学习等，指导员也让我参与记录和整理，那时候没有电脑，全靠手抄。下来整理的时候一分神，一张纸写错一个字，就换张纸重来，久而久之，我倒练出了严谨细致的习惯，字也写得像模像样，被战友戏称连队的“秀才”。
部队建设需要有才能的战士，许多有文化有抱负的战士提干成长起来，走上领导岗位。
到了1974年的时候，指导员问我想不想提干，但是，那时的我正在为对象的事闹心，想退伍回家，就随口说了句不想提干，农村兵提干有啥用之类的话，我就错失了提干的机会。
后来，我从战斗班长调到连部当文书，指导员当了副教导员和教导员期间，我跟着到了营部，经常被政治处抽调过去临时帮忙，包括写过大会和营区的黑体字会标、布置会场等，给干部们当帮手。
1978年部队恢复志愿兵役制后，我成了营里的第一批的志愿兵，那时我的工资是47.5元，而这时我已在部队干了8年，但我的工资在志愿兵中不是最高的。我是营部的一名老兵，我所负责的工作轻车熟路，倒也自在，想着干够16年就转业。
然而到了1985年，我提前脱了军装，而且是部队命令我走的。1985年百万大裁军开始了，9月，我们部队整建制转隶给外省的部队，大部分的官兵不得不退役，我也就回到了家乡。
我回到县里后，谁也不认识，也不知道找谁，索性任由组织安排吧。后来我接到了通知，让我到殡仪馆工作，一看到通知上的内容我头嗡一下，殡仪馆这地方能去吗？
我的父母听说我的安置后，整天唉声叹气，农村人的封建思想根深蒂固，觉得殡仪馆整天和死人和哭哭泣泣打交道，环境晦气，都觉得工作不好，不能去，但他们都没有更好的门路。
工作是谋生的手段，解决温饱、站稳脚跟才是正道。
心态决定状态，既有不能改变，那就要积极应对！
经过一番痛苦的思索后，我想开了，我认为殡仪馆里不是有那么多的人在上班吗，他们能去我为可不能去？况且，殡仪馆是民政局下属单位，事业编制，工资有保障，而自己只是一个普通的志愿兵，又不是干部还能挑挑拣拣，自己转业回来能找一个有固定工作能吃饭的地方就行了，不能横攀竖比，不能要求太高、脱离咱一个老百姓的实际。
我上班后许久，父母亲都抬不起头来，就连出门也很少，就连别人问我媳妇被我问工作单位的时候，她都支支吾吾说在民政局一个下属单位，具体名称也不敢说太清。我下班回到家里，媳妇把我的衣服挂在外面，换上衣服洗好手才让我进屋里。
然而，具体不知从哪天起，找我的人多了，就连我的父母也变得吃香起来了。特别是农村那些专门吃殡葬饭的一些人，经常往我家跑，往我父母那里跑，上门还提着礼物。
他们找我和我的家人，主要是想让我给他们开下后门，提供些方便，而我仅仅是殡仪馆办公室的普通工作人员，也不是啥领导。有些亲人火葬有按
时辰的，有的想在上午第一个火化，因而不少人，带着烟提着酒来托我帮忙解决死者火化的事。
没想到，这个情况尤其是到了九十年代末的时候，来找的人越来越多。我的父母再也没了当初我刚上班时的那种沮丧，而是兴高采烈起来，他们整天乐呵呵的，我每天一上班就很忙，跑前跑后，处理着公务，给人帮忙的事尽量替人做到。
死者为大，到了这里，都是不得不做的事情，帮人也是积德行善的事。
然而，年老的父母却时常应酬不断，应接不暇，来找的都是街里街坊、沾亲带故的，想让两位老人去坐坐，搞得两老人去又不好，不去又不好，还怕给我带来不好的影响。
我遵守馆里的规章制度，违规的事不能办，咱也办不了，只不过给人提供一些力所能及又不违反原则的帮助罢了，就这，一些人仍感谢不尽。
在殡仪馆工作25年，我十多次被评为先进职工、市级劳动模范，优秀转业退伍军人……退休后每月3800元工资，3个孩子已长大成家，我知足了。
后来，殡仪馆陆陆续续又进来了些年轻人，我们才逐渐地减轻工作，2010年我正式退休，找我帮忙的人才渐渐没有了。
路是人走出来的，有些工作总要有人去做，尤其是为他人服务的事情，更应干好。
有工作是幸福的，会工作是快乐的，关键是懂得知足常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