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1979年中越边境之战中，有一支特别的部队，很少有人提及。
就在中国已完成既定作战目标，高调宣布从越南撤军的第二天，也就是3月6号，他们却接受命令从广西水口出境，穿插深入到最前线，掩护大部队撤退，打扫战场。
这场逆向而行的出征，改变了很多人的命运。
他们中涌现出了一级战斗英雄，也有被敌人围困宁死不屈跳崖的烈士，还有弹尽粮绝而被俘的官兵……
今天给我们回忆那段往事的邵老兵，当时只是连队的一个文书，部队被打乱后，他勇敢站了出来。
并成功把46个兄弟带回了家。
我们是6号晚上，天黑了才出的国境。
坐了一夜的车，第二天上午9点多钟到了越南高平市，此时该市已被我军攻占，由54军的部队驻守在城里。
整个城市都已是残垣断壁，电线杆炸断了，房子也都坍塌了，迎面走过来的是我们的后撤部队，穿在身上的军装都被泥土和血渍浸染，已看不出原有的颜色了，路边不时可见死去的尸体和破损丢弃的武器弹药。
有不少人身上都缠有绷带，缠着的绷带上浸有血渍，人也显得特别疲惫。
看得我心里很不是滋味，也隐隐为自己担心。
我们448团的任务是配合41军清剿残敌，查找我军失散人员和烈士遗体，掩护41军回撤。
汽车直接穿过高平市区进入山区，因为路不好走，也怕目标太大易遭攻击，我们开始下车步行前进。
沿着公路往前走，看到路上有不少死骡子、死马，死掉的骡马身上，连套着的炮架都没有去掉。
公路上爬满了白花花的蛆虫，空气中弥漫着令人窒息的腐臭味道。熏天的臭味冲得人眼睛都睁不开，有战士直接吐了。
在公路边的排水沟里摆放着一具具我军烈士的遗体。上面仅撒了一些浮土。随后由41军的战友收敛了牺牲战友的遗体和遗物。
这是我第一次见识了战场的残酷和血腥，没有身临其境过是绝对想象不出来的。
这时，越军还在跟我方部队紧紧交合着。
当进入战区发现对方守着的几个山头后，448团马上投入战斗。
2营负责主攻，3营作为助攻，我们1营作为预备队，防守着阵地，没有马上投入战斗。
在各级指挥员的正确指挥和战友们的猛冲猛打下，只用了半个多小时，便成功攻占1号和2号高地。
第二天中午，准备拿下越军重点防御的3号高地，那里是控制公路的重要制高点。
越军在3号高地构筑了明暗火力点和双层环形防御工事，还埋设了大量陷阱和绊发雷。
侦查时还发现高地顶端放了一排黑色的不明物体。
傍晚6点30分，在团、营炮火的掩饰下，5连用了27分钟就将敌守军全部歼灭，成功拿下3号高地。
缴获越军3门迫击炮、1挺重机枪、8挺轻机枪、1部电台还有3万多发枪弹。
5连伤亡也很惨重，尖刀排2排的6个正副班长伤亡了5人，全排兵力已经不足两个班。
上了3号阵地，才知道之前发现的黑色不明物体，是越军指挥官为与我军决一死战，为自己准备的棺材。
10号拂晓又成功拿下4号高地。
因2营、3营任务完成得顺利，我们1营没有进攻，负责驻守已经占领的山头。
山上连口水都没有，几天都没吃口热乎饭了。
守了两天，连长让炊事班去山下煮锅稀饭，稀饭煮好后抬到阵地上，还没有吃完，就遭到敌人的炮火轰击，一发发炮弹把阵地上树木炸断炸裂，饭锅也炸坏了。
幸好大家反应快，及时躲到猫耳洞或者战壕里，没有人受伤。
越军偷袭没有得逞，可能看我们人多，也没再进攻。
越南班英，我们448团在这里首战告捷
我们继续守在阵地上，直到11号，接到了回撤的命令。
我们1营作为预备队，是最靠近高平方向的，2营和3营都在高平的最西边。
按照命令，我们1营先往回撤。
大家都准备好后，12号早晨开始沿着来时的路线回撤。
走了差不多有三四里地，突然又有命令我们掉头，回到原来的阵地上。
当时大家很懵，不知道什么原因。
事后才知道，原来2营在回撤的时候被越军阻击了，撤不下来，要我们回去支援。
我们在阵地上又待了一个白天，到了晚上接到命令，要求14日从平孟方向，沿着121师打穿插入境路线反向回撤入境。
还要求我们轻装简行，除了武器，不必要的装备，包括雨衣、绒衣等都要丢掉。
命令听起来明显不对劲，但我们也不知道具体情况。
后来才知道关于这次回撤，在路线上，师里和军工作组发生了争执。
本来师里的意见是，既然原定的掩护和清理战场的任务已经完成，我们就还按原来的路线回撤。
但军工作组意见是，边回撤，边作战，让448团继续扩大战果，消灭更多残敌，俗称“搂草打兔子”。
两方意见不统一，便向广西前指发电征询意见。
上级充分考虑当时的情况，要保证安全，尽快撤离，同意师首长的意见，按原路返回。
没想到，师部收到电报后，一参谋却操作失误，还没译出来就给销毁了，这可误了大事了。
448团没能得到上级的明确答复，就只能按照军首长们的意见执行了，毕竟军级比师级大嘛。
于是，12号夜里11点左右，我们按照军工作组回撤命令开始回撤。团前指率2营为一梯队，团指率机关直属队和1营、3营为二梯队。
一梯队因为被越军困住了，所以没能顺利撤下来。
我们1营的回撤顺序是：曹副营长带着营部通信排长李建洛、两名通信员，作为尖刀班走在最前面。
后面依次是2连、机枪连、我们炮连和3连，随后是团指及机关直属队和3营。
我们1炮连为配合由副参谋长带领的1连、8连穿插分队行动，在到达回撤集结地后，先把原来携带的炮弹全部射向敌人的阵地，然后装上新炮弹再继续回撤。
这中间就耽误了一点时间，等连长和指导员带着我们顺着下山路追赶时，前面的部队已经不见人了。
我们追到了一个三岔路口，一下不知道该往哪条道上走，便都停了下来。
等了大约十几分钟，看见团长带着团指的人员过来了。
团长问怎么不走了，连长说有岔路不知道往哪儿走。
团长让身边的参谋打开地图查看，参谋看后确定是走左边这条路。
这时候就听到有人说，前面部队可能是走向右边了。
团长一听，急了，说：“赶快派人去叫回他们。”
也不知道团长的话有没有被落实，不过按后来的情况看，应该是没有。
前面的部队走错了路，他们与一梯队走到了一起，结果遭遇了越军的伏击，牺牲很大。
尖刀班的4人全都牺牲了，带队的曹副营长、我的同学李建洛、还有两名营部通信员。
李建洛是我郑州八中的同学，我们一起下乡，一起当兵，还在一个营。开战前部队扩编，他在营部当通信排长，我在炮连当文书，所有战友里，我跟他感情最深。
回撤的那天晚上，我在阵地上等装炮弹的时候，他还过来找过我，我们在一起聊了几句话。
等我们打完炮弹又装上新炮弹的时候，他已经跟着曹副营长他们下山走了，谁能想到这一走竟成了永别。
我们沿着参谋确认的小路行进了一段后，走上了一条比较宽也比较平坦的机耕道。
我和战友
刚来到一个转弯处，此时已经是半夜一两点了，突然前面传来急促的枪声。
原本整齐且静默行进着的队伍一下子就乱了套，大家纷纷退下公路，躲到了路边的庄稼地里。
道路的前方隐约能看到有几处房屋，也不确定是做什么用的，也不知道从哪里打的枪。
连长紧急指挥迫击炮班向房屋方向发射了几发炮弹，不确定是否击中了，大家心里都很紧张。
我一直跟着连长，身边还有不少战友，我们退到了距公路有二、三十米远的一个小土坡上，那里有片竹林。
我们在竹林里坐着，神经高度紧张，不敢出声，心里很焦虑。终于捱到天亮，没有发生意外情况，提着的心总算放下了。
大家渐渐聚拢到一起，发现我们跟团长和团指他们走散了。
后来知道，我们躲起来后，团指和3营的人并没有过多停留，而是顺着既定路线继续前进了。
连长和指导员一直在试图通过步谈机与团指取得联系。
可冲着话筒呼叫的时候也不敢大声，因为我们脚底下的山涧处就有十几个越南特工正在持枪游荡。
我们就在他们正头顶上，垂直距离不过二十米，隐约都能听到他们说话的声音。
如果这时候我们能从头顶上向他们突袭，这十几个特工肯定一个都跑不掉。
可如果开火，枪声可能会引来别处的敌人，就要影响回撤，所以就没让我们开火。
可能是距离远或是地势的干扰，过了一个多小时，连长他们才联系上了团指。
确定了团指的方位后，连长和指导员便带领所有人员向团指靠拢。
但不知为什么，连长并没有向我们说明团指的位置，也没有归拢部队强调纪律。
大家都是第一次遇到这种情况，都很紧张。
跟着连长一起下山后，走进了一片无草无树的开阔地带，应该是一片干涸的河床。
一下到河床，大家开始自顾自地撒开腿拼命往前跑。
我一时也忘记了该紧跟着连长和指导员，自己径直朝着前方一座山的右侧跑了过去。
等到了山脚下钻进树林一看，已经有十几位战友在这里了。
大约等了十几分钟，陆续又有几十位战友聚了过来，最后我们一共集结了47人。
有我们炮连的，也有步兵连的，我们连队的人居多。
其中还有2连的副指导员，他是我们这里唯一的一名干部。
我请示副指导员接下来该怎么走，他说他也不知道。
我想，总不能让大家一起在这儿等死吧。
我问有没有指北针，副指导员这才想起来，从包里拿给我。
我打开一本地图册，这是我的初中地理教材，对照地图用指北针确定了正北方向。
也就是我们回国的方向。
眼前，对着正北方的是一条上山的路，这座山大概五六十米高，比较陡峭。
我先盘点了一下我们的全部武器装备：
两架八二迫击炮和炮弹；三支冲锋枪；一支手枪；三支半自动步枪；几枚手榴弹。
我让拿冲锋枪的班长、副班长走在了队伍的最前面，拿步枪的走在最后面，中间是扛炮和背弹药的。
安排好后，一行人坚定地往前走了，每个人心里只有一个念头——尽快回国。
队伍静默着，不停往山上爬。
打头拿冲锋枪的有一位是我们连5班的副班长，叫赵正军，我跟在他旁边，鼓励他，答应回去就为他请功。
爬了差不多两个多小时，到中午快接近山顶时，突然听到赵正军大喊：“有人！”
话音刚落，就听到他开枪射击声。
大家也都跟着就地卧倒，静静等了几分钟，发现山顶上一直没有动静。
我们便用越语喊话：“举起手来！”“缴枪不杀！”
喊了一阵，山顶上还是没有动静。
我突然想到，枪声会不会惊吓到山下的敌人？
如果山下敌人循着枪声围过来，我们就麻烦了。
赶紧冲战友喊道：“赶快往下撤！”
还处在半山腰的战友听我一喊，不顾一切往山下跑去。
山坡比较陡，扛着炮跑不起来，有战友就把携带的炮身和炮弹给丢了。
我从山顶往下走，看到丢弃的武器就很生气，可一时我也没办法。
下到山腰处又是一个岔路口，所有人都集结在这里。
我随后就问：“谁把炮给扔了？”
没人敢承认。
这时候有人还说，炮都没了，瞄准镜也没用了，把瞄准镜也给扔了吧，被我坚决制止了。
我说：“胡扯！这是我们最珍贵的武器，一个炮镜贵得很。”
我本来还想让他们回去把丢掉的武器给捡回来，又怕耽误时间，被山下的敌人赶上来攻击，也就放弃了。
我在广西驻地
我是1976年底当的兵，我当兵前下乡当了三年半的知青，等招工没机会。为了能回城才去参军的。
我一入伍就是野战部队，在50军150师448团1营机炮连。
两年以后我服役期满，想回老家郑州，也提交申请，上了退伍名单。
没想到突然接到上级命令，部队进入战备状态。
我知道，这是准备打越南了。
当时部队来了很多新兵，一机炮连分成了机枪连和炮连，我分在了炮连，做文书兼军械员。
虽然我只是个文书，但这时大家也都愿意听我的。
眼下这状况山下情况不明，肯定不敢往山下撤。
怎么办？
正好半山腰这里有一条羊肠小道，我便决定顺着这条小道走。
我把所有人都召集到一起，宣布从现在开始，不能再乱来。
我们沿着小道走了大约一个多小时吧，前面又没路了，只有密不透风的竹林和荆棘丛生的热带雨林。
这些植物都是自然生长的，我们必须得自己一个个掰开树木、荆棘才能一步一步往前走，或是瞅准哪里稀疏一点，钻过去。
说实在的如果扛着重武器，根本就钻不出来。
我们已经连续四五天没喝过水了，每个人都已经筋疲力竭。
山上没有水，我们的水壶里也早没水了，带的压缩饼干根本吃不下，加上一路流汗，嗓子都干得冒火。想喝自己的尿都解不出来。
实在渴的难受就只能用舌头去舔树叶上的露水，或者地上有牛蹄踩过的坑里残留的雨水，我们就趴在地上用嘴去嘬。
在雨林里连续穿行了十几个小时，全靠意志力，大约走到后半夜一两点钟吧，突然听见前面有哗哗的流水声。猜测前面应该是有河，但天太黑不敢再继续走了，就停下来就地休息。
饥渴难耐中，不得不在丛林里休息了半宿。
等天亮后，我往四周一看。发现我们正处在半山腰上，地上到处是压缩饼干的包装纸，还有埋地雷留下的痕迹。
明显是这里走过部队。
我猜可能就是之前41军121师打穿插的时候留下的，那说明我们走的这条路应该是对的。
出了树林，果然山下确实有一条十多米宽的河，河水还挺清的。但一看，河对岸有作战工事，不确定里面有没有人，也无法确定是敌军还是友军。
一时也不敢贸然行动，我对着指北针又确认了方向，确定怎么都得渡河，没有其他路可选择了。
但河对面的工事是个很大的隐患。
下山往河床靠近这段坡是开阔地，没有任何遮挡，一旦对面工事里有敌人，我们这47个人就要完全暴露在对方的枪口下，肯定没有活路的。
然而距离16号这个最后撤军的日期越来越近了，我们必须得在16号以前跨过国境线。
不然万一越军追过来了，我们就更回不去了。
我们没有犹豫的时间，更没有其他选择。
我观察好地形，提前把路线都规划好了。
还是安排几位拿冲锋枪的班长、副班长走在前面，让他们相互之间拉开一定距离，依次缓慢靠近河床。
这样一旦对面开了火，这边也可以立即还击。
幸好对面的工事里并没有人，虚惊了一场。
大家放松下来，加快了行进速度。到了河里，也不管河水干不干净，每个人张开嘴就是一顿猛喝。
水喝饱了，人也精神了，赶紧一个紧跟着一个迅速渡河。
河水有一人多深，我当时也没顾得上考虑是不是有人不会游泳。
好在河水流速不是很急，人到里面还是能站稳的，顶多呛几口水，问题也不大。
到了对岸，我往回看的时候，发现河流上游一个转弯处卡着一具尸体，身上穿的军装。
但距离太远了，也分不清是敌军的还是我军的，也没法去管了。
上了岸，紧挨着就是一条十几米宽的公路，我们迅速穿越公路。紧急钻进了路边的丛林里，那是一片山坳，完全被植被覆盖了，遮天蔽日的，但里面还挺宽敞。
沿着山坡走了约有一个多小时，走出丛林，上到山顶，眼前是一片很广阔的庄稼地，只是地里没种庄稼，反倒有许多像是埋过反坦克地雷的圆形土坑。
在这平坦的土地上走了约一个小时，已经是14号中午11点了。
离回撤截止，只有一天半的时间了。
这时终于看到了兄弟部队的炮阵地，大家那个高兴呀，悬着的心放下了。
炮阵地就设在公路边，炮团首长说他们就是在这儿等448团的，大部队（团指）还没有出来。
等到下午三四点的时候，团指终于出来了，我们40多人也都归建了，看到一张张熟悉的面孔，心里别提多高兴了。
虽跟团指汇合了，但人还在越南境内，也不知道离国境线还有多远。当时已经是15号了，本来应该往国境线回撤了，但晚上突然命令我们要在公路边上修筑工事，防止敌人反扑。
半夜，也就是16号的零点，没等来敌人，却接到命令让我们赶紧上车。
一辆辆汽车已经停在公路上了，我们用最快的速度登上汽车，乘着夜色就全速往国境线方向开进。
自打进到越南开始，大家就没好好睡过觉，神经一直都是高度紧张。等上了车，除了车头上有人持枪警戒外，其他人全都沉睡过去了。
第二天天亮，再一睁眼，车窗外已经是我们国内的村庄了。
我们在撤军的最后期限内回到了国内，高兴啊！
部队在广西又待了半个多月，这段时间里，不断有战友历经生死从越南归来。其中就有大家都熟悉的“钢铁战士”肖家喜。
肖家喜原来和我是一个连的，上战场前我们一机炮连分成机枪连和炮连，他就在机枪连做给养员。
他跟着曹副营长他们在三岔口那里走错了路，遭遇越军伏击，队伍就被打散了，他跟着他们指导员，一共七八个人一起，过去了一个村庄。
结果他们就被越南民兵发现了，只好又跑，走在最后的肖家喜被敌人发现了，当即被打中了右臀部，负了伤，一个人和战友失联了。
他把伤口上的血洒向了另一条小路，自己躲进一个山洞里，就这么躲开了敌人。
他一个人，白天钻山洞、蹲草丛观察敌情、判定方向，晚上避开越军，靠着北斗星定位，往回突围。
后来他伤口恶化，已经不能直立行走了，十厘米长、六厘米宽、三厘米深的伤口，已经化脓了。
他就靠着手脚和膝盖往回爬。
饿了就吃点马齿苋、鱼腥草，渴了就喝点山沟里的水，实在没吃的就吃几粒盐巴，一天晕倒四五次，醒了就继续爬。
他就这么爬了十多天，最后一个人，背着一支半自动步枪、一枚手榴弹和三百发子弹，一件没丢，胜利回到祖国了。
回国后肖家喜被友军送去了野战医院，医生们了解过他的经历后都赞叹：“这真是人类生理学上难以解释的现象！”
最后师党委给肖家喜授予了“一等功臣”，中央军委还授予了他“钢铁战士”荣誉称号。
“钢铁战士”肖家喜
79年的5月份我随部队回到了四川，回来后我还是继续做文书，负责接待烈属等工作，也没有再参加过训练。
那段时间我见到了很多没能回来的战友家属，像是当时被派去支援2营的一个贵州兵，郭庆福的姐姐，郭庆福是79年的新兵，牺牲的时候才19岁。
还有我的老同学，通信排长李建洛。
他父母又带着他的妹妹来参军了，这在当时叫“接枪妹”，就是哥哥弟弟如果在战场上牺牲了，他们的姐姐妹妹就可以参军入伍到兄弟的部队，也算是一种传承。
看着这些的烈属我心里越发感慨，短短几天的回撤之路，我448团牺牲、失踪332人，被俘官兵218人。
这么多年过去了，不管大家怎么评价，每当想起回撤之路，我都还会感到后怕。
我能顺利带着47位战友平安回来，也算是幸运吧。
回撤这一路，走错一步，命运都将改变。
邵老兵当时才20岁，而且他的志向不在战场，他只是一个文书，性格还特别腼腆，在战友中不显山不露水的。
但在危机时刻，在战友茫然无措时，他勇敢站了出来，承担起领头羊的责任。
这个领头羊不容易当，一旦出现差错，不光是他个人的生死，还关乎46名信任他的战友。
邵老兵说自己是幸运的，但从他的讲述中，我却看到了一个战士非常优秀的品质：危机时的冷静和理智。
想想看，他可是靠着一本初中地图册和一只指北针最先走出异国绝境的！
我相信，无论是在工作中还是生活里，邵老兵绝对都是一个可靠、可信的人。
人生能遇到这样的伙伴，真是一种幸运。